论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不足

诉讼时效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制度,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使该制度得以不断充实和完善。但其中的某些问题仍存在争议,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我国现行的诉讼时效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从诉讼时效的基本概念入手,围绕诉讼时效相关理论问题,立足于我国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制,分析我国诉讼时效存在的问题,可进行相关的立法完善。     

论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应当适用诉讼时效。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的起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确定。同时,应根据合同给付财产的性质分别起算返还财产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合同无过错方可以基于缔约过失责任向对方请求赔偿损失,诉讼时效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诉讼时效若干问题思考

诉讼时效,在大陆法系国家又称为消灭时效。作为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诉讼时效问题直接关系到民事权利能否得到司法上的保护。由于现行法律对诉讼时效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因而诉讼时效制度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传统的诉讼时效制度进行重新审视,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作出梳理分析,对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进行再认识,对诉讼时效届满后的司法保护及时效利益抛弃等问题进行理性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行政处罚中告知程序的法定性

行政处罚中的告知程序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这对于各级执法机关来说是法定义务。在执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对告知程序的法定性尚存在模糊认识,认为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决定就不会有错。应当明确,告知是行政处罚中的一个重要前置程序,必须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而这种告知应当告知与行政案件有直接权利和义务的当事人本人。     

浅析我国诉讼时效的客体

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作者从诉讼时效的概念入手, 从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开始, 对请求权进行分析、论证, 最后确定我国诉讼时效的客体包括债权请求权和部分人格权请求权及身份权请求权。     

诉讼时效适用问题探讨

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我国民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其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经济秩序。在民事诉讼中,当遇到原告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而被告又未提出诉讼时效期间已届满的抗辩时,法官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而不待当事人主张而适用。     

构筑我国民法典体系中的时效制度--兼论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的关系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仅规定诉讼时效,而没有规定取得时效.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维护交易安全,保证财产秩序等方面,越来越突显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建构成为专家们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拟从时效制度入手,分别论述诉讼时效制度与取得时效制度,并以取得时效制度为重点,以期构筑起我国民法典体系中的时效制度.     

诉讼时效的价值分析

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而法律价值是法对人的意义,它以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对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从理论上讲,法律价值体现为一定的主体需要,体现了一种法的取向,说明了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关注社会的基本价值,完全无视或忽视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是真正的法律秩序。诉讼时效制度作为民法制度的一种也必须关注其基本价值。     

诉的种类与诉讼时效适用范围

诉讼时效制度存在于民事实体法律中,但却和民事程序法密不可分。起诉是原告依诉讼法行使诉权,请求法院给予保护,为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定事由之一。起诉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之一,并不意味着起诉必然和诉讼时效发生联系。诉讼时效有其适用范围,并非任何权利都是诉讼时效的客体。本文通过比较、归纳中外立法和学者的论述,尝试实体法与程序法研究相结合,结合诉的种类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进行分析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关的立法建议。     

解释论视角下的保证期问与保证诉讼时效

在现行法上,保证期间具有多种含义,结合它的功能来看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失权期间。在认定保证期间的中止、中断等问题时,应从解释论的视角出发,避免定性研究的误区。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是并存的两项制度,在两种时限制度的衔接上容易产生疑惑,为了理解和适用的方便,在以后的立法中可以择一而定。     

徘徊于传统与突破之间的尴尬——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因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制度自身的不合理性而遭致理论界和实务界诟病已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法通则》对此规定的不足,但囿于司法解释的效力阶位,依然无法修正这一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和客观现实的需求,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则是徘徊于传统和突破之间的尴尬。     

论政府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

隐私权是一种宪法权利 ,公民隐私权受到法律的保护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但是法律保护隐私权的程度又因权利主体的差异而存在差异 ,政府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 ,其所享受的隐私权边界相对来说小于普通公民。政府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体现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     

试论政策执行中的政府利益

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政府,客观上存在着与公共利益不同的自身利益。政府利益的存在及其冲突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原因。对政府利益进行合理的整合与规范是保证政策有效执行的重要途径。     

公安机关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五个加强”

打黑除恶工作是当前公安工作的重点。公安机关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态度,积极履行职责,稳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目前的工作要点在于“五个加强”,即加强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支持;加强调查摸底,不放过任何黑恶线索;加强专班建设,提高斗争水平;加强挂牌督办,寻求重点突破;加强内外联动,整合打黑资源。     

法医DNA鉴定结论的局限性及审查判断

DNA鉴定解决了困扰司法鉴定多年的、以生物检材进行人身同一认定的技术难题。但DNA鉴定技术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不同个体的DNA结构有偶然重合的可能性、DNA鉴定的高灵敏度增加了污染的可能性、全国范围内DNA鉴定水平参差不齐。因此，DNA鉴定结论如同其他鉴定结论一样，只是普通的证据，并非“铁证”，盲目迷信DNA鉴定，具有危险性，DNA鉴定需要接受审查判断。文章就此些问题作了相关论述。     

论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

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生物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利用其先进的生物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农民对新品种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益进行平衡。因此在这里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进行了归纳分析,并提出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中的农民权益制度完善建议。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限缩适用研究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着法益界定不明确、罪与非罪界限不清晰、易混淆等问题,导致该罪的适用范围较广,甚至涵盖了部分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这种情况不仅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也未能有效规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问题,并且导致了司法适用中的偏差。在当前深化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只有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法益进行准确认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非法性”“利诱性”等含义进行目的性限缩,以合理限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促进民间资本的流通,化堵为疏,激活民间资本,促进我国金融业合理有序的发展。     

论犯罪客体要件的重构

犯罪客体要件对准确定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说的犯罪客体理论存在严重缺陷,不足以承担犯罪构成要件之重任。为完善犯罪构成理论,本文在基本坚持通说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引入法益理论,实现对犯罪客体要件的重构,并具体阐述了犯罪客体要件的概念以及法益、法益主体、法益侵犯以及法益受到侵犯的程度等犯罪客体要件构成要素。     

略论方法牵连犯中的方法行为

牵连犯属于刑法理论中的难点之一,在司法实践中影响也较大,在定罪量刑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方法牵连犯中的方法行为进行分析,提出方法行为与方法、实行行为、预备行为等概念的区别,以便实践中对方法牵连犯的准确把握。     

论行政审判权的有限性

行政审判权是国家宪政制度在政治、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多种因素决定了行政审判权具有有限性,对此进行探讨,有利于正确处理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利于行政审判权的正确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