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认知误区之厘清及对策

当前法治实践中存在法治影响发展、影响效率等系列认知误区,影响了法治推行的效果。法治是持续发展和效率的保障,公民素质不能成为法治效果不佳的托词,法治的生命力离不开公众的监督与参与,这些观念应得到反复强调和清晰的传递。走出认知误区应逐步摆脱政府绝对主导的路径依赖,注重发挥社会推进型路径效用,建立广泛的公众参与制度,同时更为重视程序和权利价值,不断弱化功利主义评价标准。     

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流程与路径

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的提出，迫切要求我们建立完善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体系。从改进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科学设计公众满意度测评问卷、完善公众满意度测评数据信息采集和处理等方面完善地方政府教育公众满意度测评流程，从建立健全测评机制、充分发挥电子政务的优势、大力发展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等路径来实施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对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教育管理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互联网+政务服务”背景下公安行政审批服务优化路径研究

行政审批是公安机关履行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公安机关在新时代应当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公安行政审批服务。当前公安行政审批服务面临多条线服务整合、公众参与和数据管理等多方面挑战，公安行政审批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不仅会影响公安机关内部资源管理配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更会影响社会对公安机关的整体评价。在互联网时代，公安机关要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思维不断加强公安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借助各类信息技术为公安行政审批服务优化实践路径。     

“立法辩论”胆子还可再大些!

深圳拟引入立法辩论机制，颇值得关注与期待。这一机制的重点在于，在立法过程中召集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专家、行业人士和公众代表，就法规内容进行公开辩论。相对于以往一些立法运作，比如发布法规草案来征集公众意见，立法辩论机制可以更为直观地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及代理人）的博弈过程，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参与联防联控的路径研究

面对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参与联防联控极为必要,构建科学高效的联防联控机制是提升特殊情形下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内容。当前,公众在参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联防联控中主要存在参与动力不足、参与路径不畅、参与形式单一、权责明晰度不足、组织化程度偏低、公众情绪不稳等现实困境。政府应立足我国公众参与现状,加强宣传教育,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完善法定机制,畅通公众参与路径;拓宽参与渠道,加强资源整合分配;正视公众作用,明确公众权利和责任;提高组织化水平,健全与政府间的沟通机制;重视公众心理危机,把握公众参与的心态。     

政府信任与理性怀疑：一个理论的探讨

曹文宏在《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撰文认为，广义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耦合关系，因此，改善政府信任须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考虑。问题是，在改善政府信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聚焦于政府本身，而忽略了公众，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公众对政府的理性怀疑在政府信任改善中的重要性。改善政府信任还离不开公众的理性怀疑，这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变，一种思维定势的转向，需要在学理层面上给以分析和论证。     

我国司法改革进程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基于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创新的分析进路

不同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对我国司法改革进程能否有效推进具有重大影响。司法职业改革进程中采取的是体制内、封闭型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导致在司法职业化框架中进行的司法运作过程及结果选择难以得到公众的有效认同。当前我国司法改革进程陷于如下困境：因路径选择之惑无法实现司法理性与公众理性的有机衔接；因动力来源之惑伴随着司法权威不断被消解。在司法民主化改革中理性选择体制外、开放型的公众参与模式，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司法参与模式，才能真正化解司法改革进程面临的司法理性与公众理性脱节、司法权威不断被消解的困境。     

20年后全球气候灾难将无法逆转

近日，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表示，到2010年，我国将建立重大灾害气象应急响应体系，可以发布7天公众气象预报，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偏差在120公里内，提前半小时以上发布雷雨大风、山洪、泥石流等局地突发性灾害警报，气象预报警报公众覆盖率达95％。秦大河说，“十五”期间气象信启、通过各种媒体更加快速广泛地服务于社会，     

准公共产品的管理与软法

准公共产品是一种有益于某个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的产品，然而其在管理中却出现了管理主体不作为、公众的监督无力、破坏现象严重等现象。软法为我们有效管理准公共产品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软法有利于约束管理主体不作为的现象，有利于公众的监督，有利于实现准公共产品的社会价值。     

激发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公众参与。当前,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还存在公众参与意识淡薄、认同度不够、机制建设不健全等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引导、强化公众主体意识、拓宽渠道、完善机制等方式,才能构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     

人大代表需补“媒介素养”课

在微信、微博、APP迅猛发展，移动互联思维日益影响并改变国人生活工作方方面面的当下，提高媒介素养已渐成共识。大众媒介是政治传播的“扩音器”，作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人大代表在媒介素养的“补课”方面，显然比一般公众更为迫切和必需。     

公众生态意识的价值及培育路径

在当前创建文明城市的背景下,公众的生态意识不仅体现了创建文明城市的内在价值,而且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思想动力。因此,培育公众生态意识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要任务。政府、社会、个人多方协调,共同努力,是当前培育公众生态意识的有效路径。     

善用网络增强社会和谐力

宁海县宣传部门积极探索通过网络平台，提高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善治的新路径。建立“百姓事马上办”网络平台，通过网络推行“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常态化制度化，实现网络的“政民互动”。     

公共政策过程中政府吸纳非官方参与者的基本路径与内在逻辑——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践的理论分析

吸纳非官方参与者进入政策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决策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历史事实的梳理，发现专家和公众是被明确赋予合法地位的非官方政策参与者，而政府吸纳两类参与者的基本路径是先引入专家参与，再引入公众参与，并最终在实践中和制度上形成两者共同展开的格局。这一脉络蕴含着我国决策机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吸纳非官方参与者的三重逻辑，即在发展层面致力于兼顾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秩序层面强调在扩大政策参与的同时保证过程的可控性，在认知层面注重以常民知识补强专业知识以应对政策难题。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政府吸纳非官方政策参与者的路径和逻辑，体现了改革时代党和国家在寻求治理有效性和正当性、原则性和调适性、专家性与人民性之间动态平衡上的努力探索。     

公众生态意识的价值及培育路径

在当前创建文明城市的背景下,公众的生态意识不仅体现了创建文明城市的内在价值,而且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思想动力。因此,培育公众生态意识是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重要任务。政府、社会、个人多方协调,共同努力,是当前培育公众生态意识的有效路径。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

在深化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加强与完善公众参与治理机制是必然要求,环保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公众的广泛参与。然而,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政府重视不够等。充分认识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义,并提出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治路径,如保障公民环境权、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转变政府执政观念,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搭建平台;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实现公众有效参与等。     

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建设科学化路径探析

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顽强拼搏,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大胜利。90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我党担负的使命任重道远、面临的形势深刻变化、面对的风险与挑战更为突出、发展的任务更为繁重紧迫。这要求我们从新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党的建设新方法、新路径，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获得感?——基于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与社会地位的调节

新时代下，作为我国民生领域的主要工作之一，维系与增进居民获得感已成为衡量人民受益发展、政府施政效能、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尺。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测量数据，以公众参与为研究视角，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系统缕析公众参与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逻辑。实证分析发现：公众参与在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居民获得感的同时，还通过提高社会公平感知间接提升了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发挥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此外，当社会地位处于中上层时，社会公平感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居民获得感，即社会公平感知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受社会地位的调节。因此，激发公众参与意愿、拓宽参事议事渠道、形塑社会公平感知、缩小社会地位差距等均可成为新时代提升居民获得感的创新路径。     

基于公众满意度调查的地市级政府门户网站评估——以苏州市为个案的研究

以苏州市为个案,根据调查数据,对地市级政府门户网站运行的公众满意度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地市级政府门户网站运行状况和存在问题进行了评价、分析;探讨并提出了提高地市级政府门户网站运行绩效与公众满意度的路径与方式。     

公众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审视与思考

原告资格的确认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热点和核心问题。赋予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正当性理论基础和价值意义。应在立法上明确公众的环境权,适度扩张原告诉讼资格,建立起司法保障机制,适度限制公众公益诉权,构建起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体系和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