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大学生“屌丝逆袭”剧热背后的秘密

“屌丝逆袭”剧以其“颠覆”的娱乐性表达、爱情事业大“逆袭”的情节及树立行为榜样的功能深受大学生群体热捧。究其原因有四：对迷信“理性”的有力回击;对现实不满的宣泄;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以不可预知的表达方式满足大学生群体“冒险”的心理诉求。为了使“屑丝逆袭”在大学生群体中从“天上”回归“人间”,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契合,包括坚强意志的塑造、积极情绪的调动、自身技能的完善及公平环境的建设。     

台湾的社会流动——基于跨时间段的比较分析

阶级和贫富分化问题是近年来台湾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代际和代内流动的分析以及对不同时间段社会流动的比较分析,发现台湾的代际流动性整体上较高,并没有形成明显的阶级边界,而代内流动在整体上呈封闭趋势,特别是向上流动的阻力越来越大,阶级的边界正在形成。台湾的阶级关系处于一种半结构化的状态。     

“代际公平与和谐”的人性基础初探

本文从人性视角探讨代际公平与和谐，寻求代际公平与和谐的人性基础。“人与人平等、代与代公正、人与自然和谐”是地球人生存的共识。“以人为本、不分年龄、代际和谐、人人共享”的社会，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也是我们追求、向往的“和谐社会”。在当今时代研究和探讨“代际公平与和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困境与逆袭之路

"寒门"能否出"贵子"是近年来社会热议的话题。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对"寒门出贵子"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考察,分析了当前寒门学子实现社会阶层流动与上升的时代窘境,并从社会资源占有、教育资源分配、家庭教育投入等方面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寒门子弟阶层流动的逆袭途径。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环境治理策略——基于代内公平的视角与成本-收益分析法

建设“两型社会”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迫切要求加强生态环保工作,实现环境代内公平。代内公平要求不同区域、人群因环境污染、环境保护与治理所引致的成本与收益的公平负担与分配。环境代内不公平包括环境污染代内不公平和环境治理代内不公平,这两种不公又分别体现为区域不公平、城乡不公平、贫富不公平三个维度。欲消弭环境代内不公平,须完善环境税费政策,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实现环境污染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落实“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     

职业代际流动对子代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阶层与个体健康联系密切,然而关于社会阶层流动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以职业阶层为研究切入点,在回顾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实证检验职业代际流动的健康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在控制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后,有序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对子代身心健康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向下流动并未显著影响子代身心健康。利用PSM控制职业代际流动的健康自选择效应后,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积极影响仍然显著。通过KHB法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影响子代身心健康的路径存在差异,工作性质和生活幸福感分别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维度的首要影响路径,资源分配机制则是影响子代身心健康的主导机制。社会流动是社会文明开放的重要表征,也将为健康中国建设与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助力。     

从“流动政治”到“移民政治”——农民工城市融人的代际变迁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表现为制度阻碍下“流动”与“移民”过程的不同步.它既要经历一个从“进入”城市到“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有一个从“流动人口”向“移民”转化的问题.随着农民工的代际继替,其城市融入日益分化为“流动者”的融入与“移民”的融入两类人群的问题.这一变迁同时也标志着农民工已经开始由争取“流动权”向争取“移民权”转化,从“流动人口”的群体政治开始向“移民”的群体政治转型.     

大学生就业“代际不公平”的原因探析及解决对策——里格斯“过渡社会”的视角

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代际不公平”问题已非常严重,从“过渡社会”的视角分析,“代际不公平”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市场化程度不高及行政权力监督缺位.提高市场化程度、完善监督体制以及加强法制建设是根除此问题的主要措施.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分析——基于政府职能、现实财政收支和代际公平的视角

开放并加强地方政府发债管理是学界多年所关注的改革大计,随着财政部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国务院待批,我国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将是大势所趋.从政府职能、现实财政收支和代际公平三个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地方政府职能重要性的进一步凸显、现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匹配财力与事权效应的不显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代际不公平"的问题,都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提出了紧急而迫切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公平几种提法演变的解析——兼析十八大报告中“更公平”提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公平的提法上经历了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再到"更公平"、"三个公平"的演变。本文从对公平关注的领域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两个角度探索了演变的规律,并对十八大报告中"更公平"提法进行解析。     

代际蜕变的努力与价值离散的焦虑——鲁迅“左联”生存论

从主体建构来看,鲁迅结盟＂左联＂是其价值拓展、群体相与和代际蜕变的需求,但其＂人的战士＂的自觉践履让其无法与＂左联＂主流融合。选择＂革命＂与＂左联＂却无法将各种关属收齐,他只能在价值离散中陷入新的焦虑。     

"穷二代"大学生职业地位的代际流动与道德风险——基于湖南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的探索性问卷调查,研究大学生群体中的规模庞大、亟待关注,却被忽略的"穷二代"青年的职业地位流动与道德风险问题,并从社会分层、公平正义视角进行探讨,不乏新意.     

“分”与“合”：青年审美的代际差异及嬗变

审美活动是一种群体性的互相交融影响的共识、共鸣活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青年群体不断更新换代,审美模式呈现出时代性差异。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当代青年与父辈之间业已形成鲜明的审美代际差异,其中折射出审美观念的变化、审美环境的重构,以及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所产生的微妙情感互动。在互联网审美语境中,以“90后”和“00后”为审美主体的青年一代,与“70后”“80后”呈现出风格迥异的审美观念。本研究通过历时态的观察,尝试厘清各个时代的审美偏好、分析审美迭代的原因、探究审美转向的内在逻辑,从而为引导当代青年形成健康的审美判断、培育良好的审美能力提供认知基础和现实指导。     

我国居民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关系研究——基于CSS2013的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信任影响因素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分析CSS2013全国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探析社会公平感与普遍信任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公平感中的机会公平变量(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执法、工作就业机会、选拔党政干部)与普遍信任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大部分结果公平变量(义务教育、公共医疗、财富分配、行业地区待遇、城乡权利待遇)与普遍信任之间无显著相关。此外,生活变化和生活期望对居民的普遍信任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立公正的制度,提供公平的流动机会,缓解阶层流动受阻的现象,对于提升居民的普遍信任水平十分重要。     

封堵“高考移民”的社会学思考

由于客观存在的高考录取分数差,近年来“高考移民”应运而生。这种现象破坏了正常的教育考试秩序,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目前所采用的封堵措施只是一种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的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深层次上找到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对此,应该采取合理缩小地区间的高考录取分数差;重点院校招生录取指标合理配置,尽量使各个招生专业公开、透明并对全国各地招生;加大对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扶持力度;合理分配高校资源;把考试权交给大学等措施,以期达到各地的教育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关于有机食品的“是”与“非”

编前语：《南都周刊》记者检阅了近年来各种研究报告,并询问了相关研究者,最终发现,有机食品虽然农残要低一些,但对健康并不会有实质益处：看似安全,实际上也有毒性：而且它们还耗费着巨大的、看不见的资源。     

基于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代内比较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分为四类: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从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制度因素与心理因素等六方面分析了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流动意愿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因素中表现不同,非农化倾向的定居城市流动意愿与农业化倾向的回乡务农流动意愿在诸多方面差异明显.     

“80后”青年离婚率趋高的社会学分析

“80后”青年离婚率趋高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高离婚率不仅会使“80后”群体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80后”离婚率趋高也严重地影响着家庭婚姻结构的稳定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对“80后”青年离婚率趋高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80后”婚姻观的变化、人口性别比失衡下婚姻挤压状况严重、自我意识增强和家业分离、婚姻替代资源增多、父母对婚姻的干预以及离婚成本降低和程序简易化等多个因素影响着“80后”青年的婚姻生活和婚姻质量,是“80后”群体出现“闪婚”、“闪离”的重要原因。     

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的反向社会流动与文化适应——“逃回北上广”现象的社会学考察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背景下,"逃回北上广"现象反映了劳工子女"向上-向下-再向上"的社会流动问题,是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以犬儒式乐观主义的方式对文化冲突的积极适应。劳工子女"逃回北上广"的主要原因是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与结合产生的"新型乡土文化"。作为新生代乡土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新型乡土文化的内部冲突(如新功利主义、新人情文化、信任感降低等),经历了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如实用主义与专业主义的冲突等),经历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安土重迁"与"背井离乡"的冲突,自尊感和自我成就感大为受挫。为了自我实现的目的,他们以犬儒式的乐观主义通过各种方式在经济、文化阶层上实现再次的向上流动。     

社会流动论争与“富民社会”视阈下的科举制

隋唐至清末实行的科举制度,在打破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表明,在7～20世纪初的"科举社会"中,社会流动始终维持着一定的速率。在对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流动派"与"非流动派"各执一端,研究者在史料与数据上面临着历史解释的困境。从"富民社会"的视角来看,"科举社会"的实质是"富民社会","科举社会"是"富民社会"内涵及特征的体现。科举是"富民社会"的一种选官制度,也是"富民社会"下社会流动的产物和标志。科举制下以"富民"为主体的社会流动具有整体的社会意义,也是考察科举制与社会流动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