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明确街道人大的法律地位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撤乡镇建街道的地区越来越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依据有关法律和政府授权，行使相应的政府管理职能。由于法律没有赋予街道人大任何职权，很多地方人大对街道工作的监管处于真空状态，街道代表联络出现脱节，代表活动不够活跃，代表行使职权只能依靠自发的“民间活动”，     

怠于履行公共职能的国家赔偿责任

怠于履行公共职能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产生行为之懈怠，导致法律期待的公共职能实现不能或不充分的公务过失行为。为使裁量性行政导致的公民权益受损得到有效的救济，督促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竭心尽力追求公共职能的充分实现，需要将怠于履行公共职能纳入行政赔偿范围。这种公务过失在赔偿责任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其损害的认定应包括现实利益、精神利益和正当预期利益，在因果关系判断方面，除了要考虑行政主体拥有比一般社会理性更高的公务理性之外，还应该考虑其裁量性选择的正当性理由。     

论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为完善我国环境管理体制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应制定"环境管理组织法",将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纳入法制轨道;要明确各环境管理机构的职权划分及其权责义务,为此要处理好三个问题,即中央与地方的环境管理权限界分,统管与分管部门的职能界分,地方环境保护主管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协调;要引入环境管理的社会参与机制,要全面引入绿色GDP评价体系,以改变现有政府的激励机制。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论疫情防控中的私人行政

私人机构参与公共行政越来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手段。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等方式，将部分行政职权交由私人主体行使，提高了行政机关应急行政效率，有效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但私人行政主体性质、行使职权的限度、私人主体不当行使行政职权是否需要承担公法责任等问题值得探究。从私人行政的界定、权力来源、疫情防控中典型的私人行政方式、私人主体参与疫情防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规制等方面进行分析，为规范私人行政行为、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提供帮助。     

保障公民精神权利迈出重要一步

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遣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行政问责要与依法行政紧密结合

构建权责对等的问责体系，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执行力。行政问责以责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应依照职权相应、权责相等、错责相当的原则，建立与制度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相衔接的问责体系，既保证问责的公平性和可预期性，又保障行政管理体系的可控性。要设定行政行为的边界，明确不同部门、不同类别公务人员的不同职责，做到行政问责的依据与依法行政的职能设置相匹配。     

故好县级人大调研工作的几点思考

调查研究是县级人大有效行使职权的先决条件，也是县级人大的一项基本的工作方法和经常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如何开展好新时期县级人大常委会的调研工作，是改进和提高人大工作质量的迫切需要，也是县级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履行好职能、行使好职权、发挥好作用的需要。     

关于在刑法中增设“村官”渎职罪的建议

在我国，农村基层组织承担着协助政府管理本村公务和公益事业的重要职能，其权力涉及村务管理的方方面面。比如办企业、修路、土地和宅基地管理、选举、计划生育、征兵、扶贫救灾等，从“村官”手中掌握权力看，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其手中握有一定职权，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发生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行为，给集体经济和村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但由于渎职罪主体限制，导致该部分渎职犯罪得不到有力查处，使刑罚留有空档。     

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的政府职权

土地征收作为国家对私权的限制与约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政府作为征收的主体，在实施征收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职权与责任也是备受瞩目的。在我国，政府对于土地征收拥有着多重矛盾的职能，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因而，对于政府职权，我们必须从公共利益、正当程序与公正补偿等方面加以限制。     

论行政检察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方向

检察权的本质是法律监督权,而完整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等权能,还应当包含封行政机关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监督权．行政检察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未来检察改革的核心,并围绕法律监督权“程序性”、“准司法性”、“专门性”等特点,构建行政公诉、行政一般监督、行政立法监督、行政诉讼监督等制度。     

西辛庄弃村立市的法理检视

根据我国法律，市是行政区划单位的一种，其建置有明确的规定。而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市（筹）在15个村村民的签字画押下挂牌成立。尽管向外宣称其建市的目的是实现农民的城市梦．但这种“自我封市”行为的合法性仍遭到外界的质疑。从法理上看，西辛庄弃村立市行为违反了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行政区划的立法性建置否定符号性建置的存在，权力机关监督不作为是导致这种创新现象的根源。     

谈行政文化视域下政府执行力的提升

政府执行力是衡量一级政府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而行政文化则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府执行力的发挥。因此,从行政文化的角度出发,分析阻碍政府执行力提升的原因,找出相关对策,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执行力文化,不仅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文化的创新,也是提升政府执行效力的良好途径。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视角下的吉林省县域扩权

当前,在我国以＂省管县＂为方向的县域扩权改革中,＂扩权强县＂已成为改革的主流。吉林省采用多种方法,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创新管理体制,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建立激励机制,调动县（市）加快发展的积极性;权力重心下移,实现了＂扩权强县＂的根本目的。这一改革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改善了县级财政困境,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建设服务型政府改善发展环境——吉林省建设服务型政府调查

本文从政府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吉林省政府在实施“建设服务型政府，改善发展环境”中的具体做法，分析了吉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阐明了吉林省政府通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务公开，转变管理方式；狠抓落实，转变机关工作作风等举措，使政府逐步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研究——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框架

基于地方治理视角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建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责、权能分工体系,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界限明确、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建立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合作机制,对于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建设服务型政府:中国行政改革的新取向——兼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误区与实践策略

我国的行政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即小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准确把握服务型政府的科学内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实施绩效管理,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推行电子政务,实现"善治"政府。     

论居民身份证收费的存与废——兼评我国行政收费制度

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并且在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唯有其提供准公共产品时才允许向消费该类公共产品的居民适当收取费用。而身份证属于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的行政管理需要而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因此政府首次发放和更换身份证应该实行免费制度。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提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类似的证件收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行政收费也应该得到清理和废止，从而最终实现行政收费领域法治化目标。     

新时期政府回应力之缺失及其重塑

政府回应是新公共管理学派提出的重要理论。在我国打造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面对民众“参政议政”需求的空前高涨、社会矛盾的频繁激化，迫切要求政府直面现实问题，提高其回应能力。而时下，政府的回应力依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其还存在着有如回应理念单薄、法律保障不足、手段老化、渠道不畅等问题，对此迫切需要政府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其回应力。应以维护民众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政府回应力”，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提高回应意识，创新回应方式，畅通沟通渠道等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回应力，使政府更好地代表民意，从而达到快速回应民众需求、及时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义和对策

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实现根本性转变,必须与政府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相辅相成。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利于突破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障碍,提高政府公信力,重塑政府形象,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的积极引导作用,有利于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以服务为核心的行政理念,以转变职能为核心,以依法行政、公开透明为准则,以＂大部制改革＂和＂公共财政＂打造为推手,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切实的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