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集中换发第二代身份证行为

集中换发第二代身份证并收取费用，在法理上违背了现代行政的信赖保护原则；客观上冲击了诚信政府的形象，浪费了社会资源。民众对此的无意识与行政法学界的失声足见我国行政法治的任重道远。     

明后两年8亿人换第二代身份证

2006年3月16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透露，2007年至2008年将完成5亿多人口的集中换发二代证任务，届时集中换发二代证将达到8亿人口。     

购买伪造身份证行为应纳入我国刑法规范范畴

现行刑法对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设置了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行为人"购买"伪造的居民身份证的案件,有些涉案行为性质十分恶劣,那么该行为是否应该入罪?笔记从多年的司法实践出发,浅析该行为入罪的必要性。     

行政行为撤销上的信赖连带保护问题

信赖保护为行政法上一般原则,其集中体现于行政行为撤销问题上,随着行政活动的复杂化和广泛化,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利益。第三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其信赖保护构成条件如何?其信赖保护方式又是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很少有学者对此有所论及,笔者认为第三人信赖必须也应该值得保护,这种信赖保护可称之为信赖连带保护。     

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的宪法分析

建立于户籍管理制度基础上的身份证制度决定了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强于身份证明的功能,也决定了其属性上偏重于强制性领取与使用的义务而不是公民选择性的权利。指纹是辨识个人身份的生物性特征,与个人的隐私与人格密切相关。人体指纹一旦被采集形成记录,不论是图像还是数字编码,都形成了公民的一项个人信息,理应由公民决定其何时、何地以及以何种方式被采集与使用。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行为属于干预性、义务性的行政行为,是国家公权力限制公民权利的权力性行为,理应得经受宪法的考验。身份证取得时强制性采集指纹的行为既有违目的上的妥当性原则,也有违手段上的必要性原则,而每一公民因被强制性采集指纹而产生的潜在权益损失与所欲实现的利益相较,则明显有违合比例性原则。     

二代身份证存在“先天缺陷”

在我国,居民生活中丢失身份证后,即使做补办（挂失）处理,但由于目前没有任何注销措施,导致原身份证仍可正常使用。记者近期在调查中了解到,大量遗失、被盗身份证正通过网络进行非法交易,并被广泛用于开办银行卡、信用卡,掩护诈骗、洗钱活动。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我国现行二代身份证缺乏必要的密码等基本防伪功能,若不法分子掌握与自己外貌相近的他人真实身份证,则可“分身两人”,加大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难度,     

“第二个身份证”——个人信用记者

主持人：目前，央行已经为5.7亿自然人，1200多万户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这意味着．信用档案开始与公民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问题是，这些信用记录是否真实？如果信息本身有误．公民将面临“失信”带来的损失和困扰。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     

诚信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实践

本文主要论述了诚信原则作为思想原则如何在司法实践中产生效力,以及诚信原则作为限制行政权之制度如何与依法行政协调运作。并从司法权对行政权约束的视角讨论该原则在司法审查中的作用,以此为将来的行政程序立法提供参考。     

“第二个身份证”——个人信用记录

话题背景最近,一场由个人信用不良记录引发的诉讼引起了广泛关注。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44岁的孟女士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贷款合同,于2005年6月17日经北京市东城法院判决后解除,根据判决,将由房地产公司向银行偿还所有欠款。但是,银行仍然在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对孟女士的个人信用记录作了不良标记。尽管随后盂女士通过打官司让银行撤销自己的不良信用记录,但银行仍拒不消除。该不良记录现对她的个人信誉造成严重影响,使她所在公司的融资行为无法实现。为此,     

商业银行经营者集中行为及其规制初探

《反垄断法》建立了对经营者集中的事前申报制度,在申报标准、期限,禁止并购的实质性要件等方面进行了规制.本文着重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者集中行为的趋势和类型,针对商业银行并购现状提出了相应法律建议.     

关于进一步加强部分知识产权案件集中管辖的思考

知识产权案件的集中管辖包括民事案件的集中管辖和行政确权案件的集中管辖。其目的在于确保知识产权授权标准的一致性和权利内容的统一性。但现行的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行政诉讼体制、商标、专利侵权民事诉讼体制却不利于上述目的的实现。文章认为,应当进一步集中部分与知识产权有关案件的管辖,以体现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性。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限制

德国行政法理论上以行政行为对有关公民的法律效果为标准作分类,将行政行为分为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德、日、法的行政法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进行了必要限制,该理论所包含的信赖保护原则及信赖利益保护和撤销补偿制度适应复杂多变的行政管理的需要,适宜均衡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我国的可撤销行政行为限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借鉴意义.     

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预期与信赖保护原则

传统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只限于就相对人对行政主体已生效的行政行为信赖的保护,而相对人对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合法预期则不含其中。从严格依法行政和全面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这种合法预期也应纳入信赖保护的范畴。本文从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合法预期的构成及其落空分析了信赖保护的适用条件,探讨了信赖保护对此类预期进行保护的原则及具体适用。     

行政行为附款新探

行政行为的附款包括条件、期限、负担、负担保留以及废止保留等类型。信赖保护在行政行为变更或消灭中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但信赖保护对于附款行政行为是否依然适用则依附款类型的不同情形而异。比例原则是判断附款是否违法不当的重要标准,其不仅在附款形式的选择方面,而且在附款的实质内容方面,都有其具体的运用。当附款违法时,相对人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应是提起课予义务之诉,请求法院依据附款违法类型采取不同的权利保护方式;而不是以附款与主行政行为是否可分为标准来决定是否采取单独撤销附款之诉的权利救济方式。     

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行政行为的法律适用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7条对“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行政行为的规定存在模糊之处,第58条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极为不利。对行政行为不可撤销的四种情形分别进行分析,或许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政府承诺成“空头支票”案随想——行政允诺行为浅议

随着政府管理机制改革的逐步入,行政允诺行为作为市场经济下政府主导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在发挥指导引领地方发展作用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实践上的缺陷,政府"承诺容易实践难"往往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一个诚信的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应当首先从学理上对行政允诺行为进行一个清醒的分析和认识,以更好地对行政允诺这个未完全成型的政府管理行为进行规范。     

信赖保护与法律行为的强制有效——兼论信赖利益赔偿与权利表见责任之比较

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信赖保护的重要工具。合同责任、信赖利益赔偿责任以及权利表见责任构成了信赖保护的制度体系。信赖利益赔偿与权利表见责任虽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二者效力评价及适用方面迥然不同。强制有效作为权利表见责任的法律行为之独特的效力评价 ,其不同于法律行为效力评价体系之得撤销、无效、效力待定 ,以及相对无效 ,且以发生直接的法律效果为其特点     

论行政许诺行为的法律性质——对一起法人诉政府兑现招商引资奖励案件的法律思考

政府招商引资承诺奖励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律对此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文章认为它应属于行政许诺行为,是行政法上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可以通过适用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达到对之进行有效规范的目的。     

浅议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问题——以公共行政为视角

授益行政行为与负担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学中关于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分类,尤其是授益行政行为,它的撤销不仅意味着公民的某项权益被剥夺,而且关系到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利益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今社会形势下,国家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其权益保护也更加受到重视。因此,撤销授益行政行为要更加慎重,应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     

信赖保护原则的行政法意义以授益行为的撤销与废止为基点的考察

信赖保护原则并非源于诚信原则,而是源自法安定性原则与基本权利规范。相对于依法行政原则而言,信赖保护原则仅在法理基础层面具有独特性,在规范适用层面则可以被法律化为依法行政原则的组成部分。从信赖基础、所期望的内容、获得保护的核心条件、提供保护的阶段与方式等方面来说,信赖保护原则不同于合法预期保护原则。我国行政许可法中并未对信赖保护原则作出规定,该原则在中国行政法中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仍然值得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