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然权利理论中的权利优先性

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权利理论是启蒙时期权利优先性观念的体系化表达。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起源的关系中自然权利先于自然法,自然法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自然权利的内容中体现着生命权的不可剥夺,自由权的排他性以及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权利的目的和价值中弘扬着人的自由、平等之主体性,并成为构建契约社会的理论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将权利置于社会价值的首要或优先地位,从而确立了权利优先性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     

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辨析

物质帮助权是我国宪法明示的公民基本权利,应以尊重我国宪法文本、确立适度的法律实证主义、规范内涵分析及实现手段与途径为前提,区分该权利与外国宪法中的生存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的差异;要以人性尊严或人格尊严为基础,明确其作为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宪法地位、宪法属性、权利内容及法律保护;探讨与我国宪政体制与诉讼资源相衔接的社会立法保障、行政机关责任及有限的行政诉讼保护制度。     

权利的实现

廖哲韬在《河北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权利作为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肯定与诠释，始终是现代法学研究的时代话语，然而，传统法学在对权利的研究中，其立足点主要在于从静态上分析应有权利与法定权利，而忽视了从动态上分析权利的实现。以人的尊严与价值为基点，围绕权利的内核——利益和自由以及与权利最紧密关联的权力，阐明权利实现的意义，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     

当代道义论权利理论评析

道义论权利理论是当代重要的权利理论范式.它立足于道义论哲学,以尊严为权利的基础,主张权利本身具有道义的力量.它的核心由权利本位,权利优先于善和尊严优先于利益三个紧密相关的命题构成,并具有了强有力的理论吸引力与丰富的社会实践价值.由此,道义论权利理论重塑深刻影响了当代权利理论的诸多议题.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述评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包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宪法爱国主义等。纵观少数人权利保护理论,尊重和认可少数人群体的文化价值、关照少数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是共同特点。宪法爱国主义强调,在国家的族际关系整合过程中,要强化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推动国家朝着立宪主义方向发展。对我国而言,尊崇宪法地位,以宪法精神凝聚各族群众,以宪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是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重要发展方向。     

傲慢与权利：法律如何处理人的尊严问题

张正印在《河北法学》2011年第12期撰文认为,近期通过网络引起社会轰动的诸案件,其关键皆在于尊严冲突。尊严冲突是导致几乎所有纠纷的基本原因。法律处理尊严冲突     

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

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权利冲突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和突出的法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和日常生活中。权利冲突是指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与相对一方的权利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现象,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包括权利不得滥用、基本权利优于非基本权利、利益衡量和平衡原则。     

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批判

以“政治解放”作为概念工具,马克思将权利区分为作为参加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的权利,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被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诸如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权利,属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由于市民社会以利己主义为原则,所以这种权利无非是利己主义的个人的权利,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和排斥性,而且这种权利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权利,但只是为了给这种权利划出界限,并不是要否定这种权利的进步意义。     

权力的“权利”抑或权利的“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 辨析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 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这四种权力制约模式并没有解决权力的滥用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基于公民权利的部分出让（让渡）并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进而形成的。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之目的和归宿仅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公民权利的＂权力＂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只有以制度的方式承认、维护、彰显和落实公民权利的＂权力＂,才能最终解决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政府）权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     

“美丽的误会”:马克思笔下的“人权”与“人的权利”

在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所收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出现了"只能求助于人权"这样一个句子,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的解放"所作出的回答,并因此而论证了马克思对待人权持肯定的立场。但这样的论证却是由于对menschlichen Titel的错误翻译而引发的一场"美丽的误会"。menschlichen Titel应译作"人的权利",其与"人权"有本质区别。就人的解放而言,马克思所肯定的是"人的权利"而非"人权"。     

第三种自由主义?——拉兹权利理论批判

在当代自由主义中,诺奇克代表古典自由主义,罗尔斯代表新自由主义。拉兹试图超越诺奇克和罗尔斯,对权利概念提供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试图超越权利和平等,以探索自由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超越的困境：福柯的权利政治观

福柯晚期对权利的强调与其早期对权利的批判立场看似难以调和,实则一脉相承,代表着超越既有权利理论的宝贵努力。一方面,他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权利虽然可以有效制约国家权力,却无力对抗规训权力这一现代权力形式,反而沦为后者附庸。另一方面,正是传统权利的这一不足,福柯期待着一种足以对抗现代权力的新型权利。此种权利具有差异性、日常性与不确定性等特点,尽管在理论层面可以消解现代权力对个体的压迫,但在现实层面,则面临实施之后权利诉求激增、社会成本加重、秩序瓦解等一系列困境,最终,这一新型权利不仅无力对抗规训,甚至将个人自由置于更大的险境之中。     

民主政治的精髓：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在民主政治中,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达成基本的程序共识,必须遵循多数原则,但多数原则的正当性一旦确立,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就立刻凸显了出来,即遵循多数原则的同时要谨防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尊重和保护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所有公民个人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那么,怎样谨防多数暴政并有效的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就成为民主政治的精髓所在。遵循多数原则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既合理地界定了“公域”与“私域”的边界,又为公共权力行为和公民个人权利行为奠定了合法性的坐标。     

权利冲突解决路径分析

权利冲突是继权利义务关系问题、权利本位问题之后法学界又一热点话题，同时也是现实中普遍存的司法难点。研究权利冲突，特别是寻找权利冲突的解决途径，以便在实践中妥善地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意义重大。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权利冲突，坚持权利位阶原则、利益／价值衡量原则，完善立法做好事前防范，事后当事人忍让和司法途径予以补充是解决权利冲突的必然进择。     

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告知问题探析

本文就刑事被追诉人告知权问题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告知权利的行使是其一切诉讼权利行使的逻辑起点。告知问题对于被追诉人来说是权利,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是义务。权利告知既要遵守实体性的告知规则,也要遵守程序性的告知规则。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完善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告知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     

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宪政关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 ,社会弱势群体及其问题日益凸现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 2 0 0 2年 3月 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 ,虽然只有短短十四个字 ,但却传递出一个非常强烈而重要的信息———弱势群体已引起政府高度关注 ,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社会人权及宪政观念的一大进步。因此 ,在全面建设这一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中 ,关注弱势群体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已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紧的课题。本文所谓的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某些…     

论网络时代公民的话语权利与社会责任——“上海地铁二运事件”的多维透视

网络时代的到来,为话语的自由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延展空间。但如何在喧嚣的话语表达中彰显理性的权益边界,对嘈杂的网络话语加以科学引领,使之走向民主化与法制化的轨道,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2012年6月20日,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发布的一条官方微博引发的网络论战,围绕“骚”与“扰”之争所形成的一路狂飙的话语盛宴,既折射出网络时代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的应为方向,也反映出公民私权意识的觉醒及其对权利边界认知的不足,为我们解读当下民众的社会情绪和网络时代话语自由的权责意识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本。     

侦查环节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机制研究

犯罪嫌疑人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地位,侦查环节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最容易受到来自公权力的侵害,因此更需要特殊的关注与保护,这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历史必然选择。     

福利国家改革与公民社会权利重构

二战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作为对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性保证,明确界定了国家对公民的福利。但福利国家困境却模糊了福利制度与公民社会权利的关系,新自由主义改革在缩减福利功能的同时更是构成对公民社会权利的进一步恶化。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理论重新考察福利国家的起源和困境,在"超越左与右"进行福利改革的同时,将公民社会权利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框架中,赋予其新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