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犯罪刑法规制的新发展

《刑修(十一)》运用三种修改方式对洗钱罪构成条件进行修改,包括重点增设自洗钱行为类型入罪、增设"资产"作为洗钱行为对象类型、优化洗钱罪主观要件立法表述,对若干立法表述进行了修改。要根据是否实施洗钱行为以及与《刑法》第312条、第349条的立法差异,以及共同犯罪与罪数原理,分别按照上游犯罪一罪处理、与其他犯罪数罪并罚、与洗钱罪数罪并罚、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数罪并罚等四种情形处理上游行为人罪数问题。要根据立法是否有特别规定,分别按照共同犯罪与单独一罪处理等两种情形处理协助洗钱行为人的罪数问题。要按照法条竞合原理和立法具体规定,妥当处理刑法第191条与第312条、第349条的适用协调问题。对跨境转移资产宜作适当扩大解释,合理运用推定规则,完善刑诉法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实体法根据。     

打击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任重道远

以拐卖妇女和儿童为主的拐卖人口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拐卖妇女、儿童作为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可以说由来已久，已经成为跨国家和跨地区的国际性问题，拐卖妇女儿童直接影响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从理论上研究贵州这类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拐卖妇女儿童的现状，探讨防治拐卖妇女儿童的思路，提出预防与控制拐卖妇女儿童违法犯罪的对策，建立动态管理及监测预防机制，无疑对现实和未来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论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在各类犯罪中比例逐年攀升,表现出犯罪主体集团化、犯罪手段多样化和与其他犯罪交织等一些新的特点,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为及时、高效地侦破此类案件,结合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特点,可以从侦查基础工作、证据收集、内外合作和网上作战等方面采取打击、防范措施,以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高发多发态势。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域下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法定刑的思考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侵犯的核心法益是人身不可买卖性,具有严重社会危害,应视为重罪,提高法定刑。本文认为,应当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刑罚进行梯度设置,严密刑罚法网,做到宽中有严、严中可宽。立法上,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独立成罪,刑罚划分基准刑和加重刑两档,保留从宽条款;司法上,以犯罪情势指导量刑,正确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刑法裁量轻重平衡。     

刑事视野下的拐卖儿童犯罪分析

近期,随着电影《亲爱的》热映和屡见报端的儿童失踪、幼儿被拐事件,拐卖儿童犯罪再次成为社会焦点。一直以来,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象都是令社会大众深恶痛绝的顽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该现象又出现了新的犯罪特点和手段。降低拐卖儿童犯罪率,维护社会和谐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就刑事视野下,对拐卖儿童犯罪行为进行分析,试图寻找打击犯罪的刑法途径。     

论中国刑法中的性侵犯罪犯罪客体对象的“另类性别歧视”

截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中国刑法法条明文规定的性侵犯罪包括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儿童罪及嫖宿幼女罪几种基本类型。犯罪客体对象包括妇女和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部分传统刑法理念认为男子的性自主权之法益无保护的必要或者不值得、不应当予以保护,因此刑法不需要将男子列为性侵犯罪的犯罪客体对象;而部分观点则认为性侵犯罪犯罪客体应当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应仅仅将犯罪对象局限于妇女和儿童。①中国刑法中性侵犯罪犯罪客体对象局限于妇女和儿童,而将十四周岁以上男子排除在性侵犯罪对象之外,实则是一种"另类性别歧视",即将十四周岁以上男子性自主权这一基本人权予以漠视。本文将通过分析并借鉴社会学等对性别的界定,分析比较中国刑法与外国刑法对此问题上的不同规定,将此"另类性别歧视"进行探讨。     

防治“虐童”仍任重而道远

<正>社会转型时期,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一些精神压力较大者的发泄对象。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全社会的"痛点"。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近期发生的南京"虐童"案件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虐童"问题的广泛关注,提议设立"虐童罪"也呼声不断。那么,虐童是否应入罪?如何才能切实保护儿童的利益?对于是否需要在刑法中增设"虐童罪"以规制虐童行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一连串虐童案件的发生,媒体以及公众关于增设"虐童罪"的呼声不断高涨,学术界也不乏该呼声的支持者。对此,世界各     

猥亵儿童案件中“公共场所当众”的认定及适用

近年来,频发于校园等公共场所的猥亵儿童犯罪案件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司法实务部门关于如何认定"公共场所当众"这一问题的诸多争议。猥亵儿童罪中的"公共场所",除包含《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3条明确列举的校园、游泳馆、儿童游乐场之外,还应涵盖其他在性质、功能、使用对象上与校园、游泳馆和儿童游乐场等相同或相似的场所,如学校教室、学生集体宿舍、学生食堂、民办培训班等;在此基础上,"当众"只要求行为人实施猥亵行为时有3人以上在场且行为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至于"众人"是否同时在场、行为是否被实际发现并无影响;对"公共场所当众"猥亵这一情节的适用,并不能简单地将其作为入罪情节或量刑情节,而是应当在具体案件中结合行为人的作案时间、地点、次数、持续时长、猥亵部位及猥亵人数等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猥亵儿童罪的外延探究

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犯罪形式从线下不断地扩展到线上,尤其是针对防范意识较弱的儿童来说,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在网络上猥亵儿童,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猥亵儿童罪中的相关概念模糊,导致司法在适用和认定上困难.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探究猥亵儿童罪的外延:第一部分通过对目前猥亵儿童罪的立法理解及司法实践的总结,阐明探究外延的必...     

虐待罪规制家庭暴力的困境与对策

面对家庭关系中的暴力犯罪,虐待罪与诸多罪种的犯罪对象、犯罪动机与量刑标准等不同,在定罪量刑方面易产生竞合与冲突,尤其是虐待家庭成员致其重伤或死亡时,对犯罪嫌疑人是定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更易成为争论的焦点。同时由于传统父权意识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弊端的影响,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原则以及轻刑化的刑罚规定,使得其逐渐丧失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制力与威慑力;当下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在家庭暴力犯罪中的规制与预防作用,切勿对符合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以虐待罪模糊定罪。面对虐待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困境,建议取消非告诉不处理的原则,拓宽封闭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行使诉讼权的渠道,并积极将行为人的心理威胁、控制等手段纳入刑法规制体系当中,以刑罚手段预防更严重的人身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