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完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对接机制

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但目前两者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没有很好地衔接,尤其是人民调解制度日渐萎缩。建立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对接机制,有利于社会矛盾的迅速化解,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工作压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通过建立相对固定的调解组织,建立专门的指导组织,形成制度化的指导机制,建立法院与人民调解的程序性接触机制,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对接工作纳入综合治理考核等措施,实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社会力量与审判力量有机结合。     

实现人民调解“延伸”至基层法院工作机制的思考

通过对各种民间纠纷的调解,人民调解充分发挥了协助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增进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本文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的司法实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现阶段人民调解制度的基本功能及人民调解"延伸"机制的形成和发展,为完善人民调解机制、构建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有效衔接模式做出积极有益地探索,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人民调解：衰落与复兴——基于1986-2009年人民调解解纷数量的分析

中国法律年鉴人民调解统计数据勾勒了1986年以来人民调解解决纠纷数量变迁的“U”形轮廓,诉讼分流、社会结构转型、人民调解制度自身的不足是导致2002年以前人民调解制度式微的三大基本因素,而官方推动下的制度革新则是2002年以后人民调解制度重新焕发生机的主要原因。“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制度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重要的基础性环节。     

论人民调解的自治性

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进程中,各种问题迎面而来,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社会压力,人民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成为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被视为社会矛盾解决的第一道防线,负有预防、解决纠纷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其中如何坚持、保持、发展人民调解的自治性成为制约人民调解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理论问题。《人民调解法》的适时出台,重申了人民调解的自治性,为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问题并不会顺势迎刃而解,长期的意识积淀和惯性发展仍然是问题解决的重要障碍。     

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之关系刍议

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审判工作的永恒主题。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在观念上摆正两者的关系 ,处理好审判监督程序、审判业务管理、司法监督与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关系。     

论诉讼欺诈之刑法调整

诉讼欺诈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以提供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或串通证人提供伪证的方法,使裁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使自己或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从对方得到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欺诈罪,而诈骗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妨害清算罪等现行罪名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惩诫措施等均不能对诉讼欺诈进行完全调整。我国刑法应增立诉讼欺诈罪,以保护裁判机关的正常裁判活动和他人的财物所有权或财产性利益。     

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重要的法定纠纷解决方式,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制约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前景。人民调解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要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更好地与诉讼制度相衔接,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论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制作

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制作问题从未得到理论界重视 ,实践中 ,各地做法也不统一。有关法律规定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 ,这使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化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文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概念、特点、格式等做一些探讨。     

论恶意诉讼之成因与规制

当今社会,诉讼被视为人们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手段,其价值与作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是,在推行法治的同时,恶意诉讼现象与问题也屡见不鲜。恶意诉讼虽然是英美侵权行为法的概念,但其意旨在中国侵权法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也应该有其应有的位置,以服务于社会。在对待恶意诉讼上,通过对恶意诉讼者提起民事赔偿和诉之刑事制裁,当是有效的遏制手段。     

美国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比较

为解决主体众多与诉讼空间容量之间的矛盾 ,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各国都纷纷建立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 ,如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 ,以及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等。随着群体性纠纷的大型化 ,各国民事诉讼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的趋势亦在加强 ,有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分析 ,从而提出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对策 ,以期对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浅议诉前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

调解是我国民间和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正当性。要实现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的衔接,必须在工作机制上有所创新,只有通过建立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才能将诉前调解和诉讼调解不断完善和发展。     

诉讼调解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诉讼活动是有成本的,因此,当事人和法院都应充分考量其投入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应尽量降低诉讼成本,避免出现零收益或者负收益的情形。总体而言,调解结案相较于裁判结案是解决纠纷的成本较小的选择。     

人民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

上世纪末,人民调解制度对于社会纠纷的解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进入新世纪后,调解率较之诉讼率迅速下降,这与人们的诉讼意识增强有很大关系,同时与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不明有更主要的关系。本文对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构成及在审判过程中如何看待调解协议的合同效力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诉讼调解中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规制

诉讼调解虽然具有程序简便，高效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价值，但因缺乏充分监督和制约的程序，易于被不诚信当事人用以牟取非法利益。诉讼调解中原、被告恶意串通损害案外人权利行为，实质上属诉讼欺诈侵权行为，既损害了案外人权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强化司法审判职权，完善诉讼调解程序监督机制，从程序法、实体法上对恶意调解串通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劳动争议“诉调裁”对接机制研究

本文从调审分离的视角入手,提出合理整合现有的调解、仲裁和诉讼机制:依据案件是否经过调解作不同的分类处理,在诉讼前对非诉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诉讼立案时建立立案调解及速裁机制,诉讼中以诉讼和解机制代替诉讼调解,并设置专门的调解组织,使主持调解的组织和人员专门化。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法理基础新构

随着行政诉讼实践面临新问题的不断出现,现行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日益引起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论与探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传统观点其在理论上先天性不足,不能作为反对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理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新法理基础应该包括:权利自治、经济效率、自由裁量和交往理性,并坚持下述限制:1.主体的有限性;2.诉讼标的有限性;3.协议内容的有限性。     

中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与课题

对制度的设计者来说 ,建立完备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 ,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为制度的使用者考量 ,也应建立多种纠纷解决方式 ,从而落实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面对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出现的困境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构需要解决一些重要的课题 ,如在调解中怎样实现自愿与平等协商 ,如何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协调 ,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反悔权利以及和解契约的拘束力问题等等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在我国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有可行性,它并不违反立法的本意。通过制度规范,可以防止法官进行调解时无法律程序可依,在现有权力结构下最大限度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节省诉讼成本,提高效率。     

论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如何界定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 ,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前景。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 ;人民调解协议的生效、无效和被撤销应适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但也有例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