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行政诉讼中必须依据行政法规、参照规章以及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规章以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比较混乱,理论上没有明确的地位,导致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有适用的必要但又缺乏适用的准则。文章从辨析行政规范的名称入手,通过分析不同学说,从新的角度界定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边界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并消解相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中优势显著,碍于其受案范围久未确定,在实践中对实质性化解争议的成效造成影响。基于对重庆市试点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例的考察,通过对划定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具体标准的分析,以逻辑性为重点、客观性为辅助,系统地论证了行政诉讼附带的关联性,明确了其受案范围的边界,以期为实践提供有效指引,辅助构建高效完善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浅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对行政相对人的诉权保护非常不利。只有通过完善立法,建立科学的划分标准,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才能实现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诉权保护和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     

行政诉讼第三人原理探究

行政诉讼第三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一个比较混乱的问题 ,这可归咎于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规定过于模糊 ,缺乏可操作性。同时理论界意见也相当不统一。面对第三人在诉讼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难题 ,本文拟对其制度理论进行一番梳理 ,并提出若干完善构想。     

行政瑕疵对环境犯罪的影响

作为环境犯罪前置性规范的行政可能存在瑕疵。行政瑕疵包括行政规范违法、行政处分违法以及行政规范欠缺三种情况。行政规范瑕疵分为行政法规违宪与行政命令违法。行政处分瑕疵可能导致行政处分无效以及行政处分可撤销两大类。行政存在瑕疵时,刑事法院是否有审查权、环境犯罪如何处理,外国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应当区别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法院对规章及其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以及具有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具体行政行为的适法性应当具有审查权。行政规范欠缺时环境犯罪的处理可以在立法技术上通过反面规定的形式加以解决。     

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研究

行政法律规范本应是十足的行为规范,但在我国却出现“裁判规范化”现象,必须改变这种认识与现状,还行政法律规范作为行为规范的法律特质,实现行政法律规范应有的完全价值。行政法或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规范化就在于：通过行政法或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对行政机关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行为加以约束或限制,实现行政秩序。强化行政法律规范行为规范化去裁判规范化的途径是多样的：在改变规范意识的前提下,将直接规范公民权行为和行政权行为作为立法的重心,同时在行政执法中应实现对公民权行为和行政权行为的双重规范,改变泛责任化现象,并且要去司法中心化。     

行政诉权保护难题的解决之道——《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实施前景分析

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有着复杂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公布施行,为行政诉讼当事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让他们似乎看到了维权征程上的一丝亮光。然而,来自理论的理性分析和现实案件的实证表明该《意见》的实施前景或许难以乐观估计。切实保护行政诉权,还需要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提高。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研究

行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但在其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发生权力的异化，表现为行政行为侵犯个人权益，甚至侵犯公共利益。在我国，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公民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获得救济，但当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谁来追究责任呢？对于这些行政行为的监督形式虽然很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却很少。只有诉讼才是最后一道维护法律及公正的防线，而对这类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可以启动司法程序加以规制。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遏制行政机关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公共行政改革与行政诉讼的动态分析

随着公共行政改革的进行．非国家公共组织大量出现,非强制性行政方式广泛使用。这对行政诉讼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行政诉讼的涵义、被告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借用电阻结构,动态分析了行政诉讼的几个基本问题,并以此提出行政诉讼的动态发展问题.     

从支持起诉走向公益诉讼——基于民事行政检察权的必然选择

支持起诉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检察机关被深化为＂督促起诉＂制度。但由于支持起诉与督促起诉的主体不具备原告的诉讼资格,因此,在实践发展中存在很多困难。但支持起诉对于不能、不愿、不敢诉的弱势民事主体的支持是合理的,在我国的司法改革中,应当拓展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领域,将仅适用于刑事法领域的公诉制度,回归到以救济国家与公共利益为要义的本质属性中来。     

论民国时期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

尽管存在制度上的障碍,但为获得司法裁判的可说服性,在特定案件中,民国时期的行政法院仍然会对作为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范实施审查,并发展出了从内容到程序的较为全面的审查内容。借助“不抵触”与“不违反”,行政法院亦确立了不同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审查标准,并灵活地处理行政惯例的事实拘束力,充分表现了行政法院的专业性与规范性。但囿于特定历史环境的制约,民国时期行政规范的司法审查依旧存在“隐蔽性”与“随意性”的不足。这说明,司法制度的成效与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文化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论村民委员会的行政主体地位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村委会依法管理村集体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承担着对本村内部事务自治管理的职能。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村委会排除在行政主体之外,认为其行政行为不应列入司法审查范围,这种理论不利于村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村委会的自治权不同于基于法律、法规授权以及基于基层人民政府委托而行使的行政权力,其中,村委会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时,其实施的行政行为可纳入司法审查范围,此时,村委会的行政主体地位成立。     

行政公益诉讼之理论基础定位及价值

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是其理论发展与制度建构的基石,行政公益诉讼本质上,是对公民共同交往行为中公共意志的救济与维护,因此,对公共利益的捍卫便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建构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属,也即理论基础之所在.同时,厘定公共利益之根本地位对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推进具有极大的导向价值.     

反思与进路：行政诉讼协调和解程序之建构

行政诉讼协调和解作为一项探索性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很有生命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缺乏独立程序价值地位,片面追求＂案结事了＂的价值功能,某些规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构建行政诉讼协调和解机制的理念基础是：明确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内涵,赋予其独立诉讼程序地位,衡平纠纷解决与权力监督之间关系,借鉴域内外立法经验。具体规则设计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行政协调的原则、模式、范围、结案方式及救济途径;最终还需立法支持。     

公安行政诉讼败诉的原因及对策

公安行政败诉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包括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客观原因包括行政程序法的缺失;“指标”任务的规定;警力不足等。为减少公安行政败诉,应完善公安行政立法,规范办案程序,树立程序意识,提高民警的法律素质和业务素质,落实责任,健全完善监督机制。     

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地位

公法人应作为行政主体纳入行政法学研究范畴 ,其行为符合公法中的公务原理 ,公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别权力关系。随着现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理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建立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基本关系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是一项改革创新和任重道远的工作。这一制度确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主要是基于法治论、平衡论、权利相对论等理论 ;研究国家军事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 ,国防行为与军事行政行为的关系 ,军内行政法律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 ,直接关系到此项制度的建立。     

行政执法主体对法律规范的非正式解释及司法审查

当具有法律解释权的机关对法律规范未作解释,或者作出的法律解释过于原则时,行政执法便面临着法律解释空缺的问题。为了保证行政执法的效率,无解释权的行政执法主体在此情况下通常要对法律规范以自己的理解作出非正式的解释并运用于执法。行政执法主体的非正式解释对行政执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等问题,需要加以监督控制。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应当对行政执法主体的非正式解释实施是否合法、合理的司法审查,并作出相应的司法处理。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     

高等学校行政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我国的高等教育近些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从精英式的教育过渡到大众式的教育。与此同时,高等学校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权力时出现了许多法律问题,使得其多次成为诉讼中的被告。无论从实体还是程序角度,高校具备了行政主体的资格,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涉及学生的受教育权的重大权益,因而应把高校的管理行为纳入行政法治的轨道,尤其是确定高校的行政法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