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哈产能合作及其溢出效应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实现形式。中哈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与"光明之路"战略对接的基本内容,堪称国际产能合作的典范,是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互利共赢之举,其早期收获颇丰,合作前景广阔。中哈产能合作的新理念和新形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样板,已经引发"一带一路"沿线多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溢出效应,正在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由"双边合作"发展到"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相结合的更高层次和更广领域。     

缅甸民盟政府执政周年来经济发展成效及中国与缅甸合作研究

本文主要阐述缅甸民盟政府执政周年来采取的主要经济措施、成效评估以及中国与缅甸经济合作成效及未来发展趋势。民盟执政周年来,采取的经济措施有限,经济仍然萎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基础薄弱,投资环境仍然较差;基础设施未有大的改善;行政效率、管理效率低下;引进外资额下降。一年来,中缅贸易合作呈放缓趋势;投资合作重回快速发展态势;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农业合作不断深化。未来,中缅经济合作将呈现贸易与投资增长迅速,逐步构造双赢合作模式;边境经济合作将实现大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重点领域将日益明确等趋势。     

中拉产能合作的动因、进展与挑战CSSCI

中拉国际产能合作正在积极推进,经济上的互补性使中拉经贸关系近年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在中拉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单一的贸易结构制约了双方经贸关系扩展的空间。当前中拉都在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旺盛的投资需求,一些拉美国家正在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规划来促进产业多元化,而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生产能力非常契合拉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强中拉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拉美地区充分利用中国的装备、技术、资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加速工业化过程,也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构建。当前中拉国际产能合作进展顺利,重点产业领域合作初见成效,但也面临着国际产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拉美政局变化导致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合作过程中与当地社会沟通不足、重大工程建设中如何有效地履行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新挑战,文章就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拉产能合作的动因、进展与挑战

中拉国际产能合作正在积极推进,经济上的互补性使中拉经贸关系近年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在中拉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单一的贸易结构制约了双方经贸关系扩展的空间。当前中拉都在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旺盛的投资需求,一些拉美国家正在实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规划来促进产业多元化,而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生产能力非常契合拉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强中拉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拉美地区充分利用中国的装备、技术、资金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加速工业化过程,也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构建。当前中拉国际产能合作进展顺利,重点产业领域合作初见成效,但也面临着国际产能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拉美政局变化导致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合作过程中与当地社会沟通不足、重大工程建设中如何有效地履行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新挑战,文章就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中外产能合作:指导理念与支持路径

当前,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全球各区域国家的产能合作。中外产能合作体现了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及开放包容等核心理念,具备了首脑外交与顶层设计、部际协同与部省联动、相关合作基金支持、跨境产业园区建设四方面支持路径。未来,中外产能合作将在稳步推进过程中,助力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同时,国际舆论中的消极因素、外部竞争、高端产能引进瓶颈等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国需进一步促进中外产能合作稳步推进和国内产业升级顺利进行,推动各国共同发展。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推进中国与东盟加强防灾减灾国际合作的战略选择

推进中国与东盟加强防灾减灾国际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要领域和基础。毗邻东盟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防灾减灾是中国与东盟共同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是推进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和重要的战略选择。     

新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发展研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加强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对当前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意义重大。推进广西与东盟旅游合作进程应结合双方合作现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着重从旅游国际大通道、旅游合作机制、旅游线路开发、旅游招商引资、旅游合作发展基金、旅游人力资源等方面加以推动。     

论面向东盟培养外向型高级人才的策略

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在广西南宁举行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发展，广西对外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广西对外经济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外向型人才的支撑。培养大批熟悉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高层次外向型人才，不断提升广西面向东盟外贸的国际竞争力，培养外向型人才需要超常规的发展策略。     

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与中拉经贸合作

拉美地区对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商品出口增长、资源类商品进口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资源类商品供大于求是导致此类商品价格下跌的根本原因,中国不仅稳定了此类商品的国际市场需求,也使拉美地区此类商品的出口量继续保持增长。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等背景下,中拉经贸合作由"贸易驱动"向"金融驱动"过渡,中国对拉美地区资源类商品的进口需求稳步增长将继续拉动双边经贸合作,中国在拉美地区金融类投资涉及的国家(地区)日益增多,与部分拉美国家成功探索和实施了"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模式,金融合作可以使拉美国家普遍受惠。中拉经贸合作是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GDP每年增加6000~8000亿美元是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拉美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自然延伸,基础设施一体化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物质基础,自由贸易是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中拉产能合作面临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产能过剩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全球背景下,中拉产能合作应集中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     

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北大核心

中国提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是指中外多国企业共同在第三国市场开展经济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中国在三方合作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主要是通过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合作,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首脑外交的推动下,第三方市场合作已呈现法律与机制建设先行、融资与项目合作齐头并进、以非洲和东南亚为重点区域等特点。第三方市场合作强调企业主导、政府推动,通过开放的、包容的合作,实现发达国家技术和中国产能优势的互补,推动第三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水平提升,实现1+1+1>3的"共赢"效果。随着"一带一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与发达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越来越多地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这一模式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文化中的“和”、“同”、“一”思想

东西方文化存在“异”的一面,也存在“同”的一面,即“和”、“同”、“一”的思想。很多俄语词的词义本身就表现出“和”、“同”、“一”的思想,汉语也是这样。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追求的价值取向都离不开“和”、“同”、“一”的思想。     

评"新欧洲"、"老欧洲"论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抛出了“新老欧洲”之说,把反对美国对伊战争的法、德等国称为“过时”的“老欧洲”,把支持美对伊开战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称为代表欧洲未来的“新欧洲”。其意图是分化、分裂欧洲,以便分而治之。但欧洲联合和走一体化之路是历史潮流,美国的图谋难以得逞。     

"分裂"与"整合"--伊战后欧盟一体化形势评析

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欧盟内部分裂 ,但恰恰是这一分裂从反面推动欧盟开始了新一轮“整合”。“分裂”与“整合”成为伊战后欧盟一体化形势的最大特点。在“整合”过程中 ,法德欲重建其在欧盟内的“主动权轴心” ;“双速欧洲”成为未来欧盟一体化的现实选择     

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五个"变"与"不变"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有变化,但世界格局没有改变;美国的军事战略有变化,但其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没有改变;美国的旗号有变化,但其"单边主义"的霸权行径没有改变;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有变化,但双方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美国的方式方法有变化,但其打压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目标没有改变.     

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所谓的“中心—外围”理论 ,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 ,它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一个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前者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 ,后者则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并不说明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体系 ,恰恰相反 ,它们是作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的 ,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一1949年 5月 ,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简称拉美经委会 )递交了一份题为《…     

保罗·斯各特笔下的"东方"印度及"性神话"的后殖民观照——"英语世界中的印度书写"研究系列之七

本文对保罗·司各特关于印度的神秘化、色情化描叙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其小说以“性神话”书写印度和探索东西关系提出质疑,并以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思想对这些东方主义手法进行清理。     

“土耳其模式”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模式"是世俗权威政治的产物,其基本内涵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激进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西方化。土耳其历史的发展重塑并改变着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并形成了埃尔多安时代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即奉行消极世俗主义、民主化、市场经济和对外自主性,强调尊重宗教传统价值观。新版"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教俗力量较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民主政治属性,显示出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温和化以及伊斯兰与民主可以相容的特点。新版"土耳其模式"为政治转型中的阿拉伯诸国提供了借鉴,并产生了示范效应。但是,"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难以被复制的,它本身尚未定型,有其局限性和过渡性特征。     

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沿袭与发展

本文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分析、批判及大胆预言,是资本主义改良的重要依据之一,资本主义正是吸收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成分,才重新获得了生命力,第三条道路只是资本主义改良的继承和发展.     

"Make-in-India" Strategy and the Prospect of India's Economy

India outperformed China in growth in 2015 to become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major economies,but its low education rate,recent demonetization,and dependence on the service industry give it different prospects from China.India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aware of the economic drag that is holding the country back,launched his "Make in India" initiative with the primary goals of fashioning India into a global manufacturing hub and making the 21st century "India's century."2 The "Modi effect" and his personal boosterism have been remarkable at keeping the "I" in BRICS on the prize of economic revitalization.3     

"Connecting" and "Disconnecting" With Civic Life: Patter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the individual-level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To do so, the authors adopt a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to distinguish among types of Internet use when examining the factors predicting civic engagement,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life contentment.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new media use is then analyzed relative to key demographic, contextual, and traditional media use variables using the 1999 DDB Life Style Study. Although the size of associations is generally small, the data suggest that informational uses of the Internet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whereas social-recreational uses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se civic indicators. Analyses within subsamples defined by generational age breaks further suggest that social capital production is related to Internet use among Generation X, while it is tied to television use among Baby Boomers and newspaper use among members of the Civic Generati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cycle and cohort effects is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