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实践与展演:李光耀葬礼中的“剧场政治”

东南亚地区是观察"新国家"的人类学"实验室",而作为新兴国家的新加坡尤其具有显著的研究意义。李光耀辞世预示着新加坡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新加坡国家发展而言更是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李光耀葬礼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和社会通过口述历史或文本制作等方式来叙述李光耀,辅之以各方行为者全面参与的幕后实践,在跨域空间和国家仪式舞台前狂欢式地展演新加坡。最终,李光耀成为新加坡国家的符号象征,从而凸显了新加坡国家建构的"剧场政治"。来自李光耀葬礼的"地方性知识",对于思考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国家建构路径以及进一步了解"剧场国家"的内涵皆具有启发意义。     

新政府·新经济·"新新加坡"--2001年的新加坡

2001年,对于新加坡来说,是真正迈入新世纪的新起点.11月23日,吴作栋总理和李显龙副总理领导的内阁宣誓就职,标志着新加坡新一届政府正式成立.新领导层将拟定和实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决心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创新的国家--一个适应新世纪发展和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新新加坡".     

善政和善治:新加坡"好政府"模式的理论定位与走势

新加坡"好政府"的实践是以新加坡领导人改良的精英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的,它的成功为第三世界国家探索了一条从落后走向发达的成功发展道路,但它的一些做法也值得深思.新加坡"好政府"的核心是善政,政府对社会的强计划控制是其根本的特征,从善政走向善治是其发展趋势,即随着社会组织的发展,经济与社会治理的强政府色彩将逐渐变淡,社会自主治理色彩将越来越浓.     

李光耀与新加坡的刑事政策

李光耀对新加坡法治的影响深远,在他的倡导下新加坡整个刑事政策的设置很重视刑罚的威慑作用,如废除陪审团制、保留鞭刑、强力反腐等等.要研究新加坡的政治法律制度,就离不开对李光耀的研究.     

文化、政治与腐败--关于亨廷顿论新加坡有效治理腐败原因的一点质疑

本文对亨廷顿关于新加坡有效治理腐败的原因提出了质疑.亨廷顿认为,李光耀及其政府的政治作为成功地改变了新加坡的文化,在文化已经西化的基础上,新加坡治理腐败取得了成功.但是,笔者以为,新加坡的文化并没有西方化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变化主要是表层和生活方式上的,而不是深层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从这种变化的原因来看,也并非主要是李光耀及其政府的政治作为所致,而是各种外在的挑战和内在的主客观条件所致.笔者还对关于文化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不同流派的主流观点进行了评述.     

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

在亚洲以及西方的许多人看来,新加坡与李光耀不可分割,甚至将两者等同。这种观念是否同样流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文所关注的自1963年至2013年有关于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学术文章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些学术文本是中新关系领域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李光耀的观念的载体。对它们的定量统计结果和具体内容解析显示:中国学者对于李光耀的解读并不必然固囿于新加坡的国家框架内,在他们的认知中,李光耀和新加坡的非重合部分呈现出远为丰富和重要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不仅勾画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故事,更折射出中国自身发展的变迁和其精英阶层思考的演进。     

新加坡现代化奠基人的治国理论

多年来,李光耀致力于新加坡的现代化建设,以他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成功地使新加坡从一个破旧的简陋的港口、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成为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明进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亚洲“四小龙”之冠。1991年,新加坡人均国民收入达14813美元,在亚洲国家(地区)中,仅次于日本,为世界人均     

"亚洲新闻观"与部分东盟国家新闻自由的发展历程

"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等人为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入侵亚洲国家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强调团结与合作、和谐与顺从.在此原则下,新闻媒体被要求与政府保持一致立场,促进民族和睦,此即所谓的"亚洲新闻观".金融危机后,东盟一些国家执政党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惟有建立稳定的民主体制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各国在政治改革中,都将民主建设纳入了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新闻自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媒介内容及媒介管理方面发生了逆转式的变化.     

独裁政体何以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李光耀命题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检验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概括,李光耀命题断定:自由和民主权利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分析表明,李光耀命题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和具有经济学依据的命题,并被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但对缅甸案例的分析表明,李光耀命题也是一个具有严格假定条件的命题.命题成立的条件性提醒我们追问:独裁政府在决定限制人们的自由和权利时是否有严格的制度,像新加坡那样,以保证其英明.     

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克里奥化":对全球"美国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文化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致使"美国化"成为很多国家在维护本民族文化认同时面对的严重挑战."美国化"现象反映了美国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重塑这个多元文化世界的图谋,带有明显的"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美国化"这一全球现象,"克里奥化"便是其中一种很引入注目的观点.本论在考察20世纪以来全球"美国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分析"克里奥化"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文化上的"克里奥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本文认为,"克里奥化"观尽管还不完善,但对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全球"美国化"颇有启迪.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

"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乍看起来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对于21世纪初的德国来说却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用这两个概念来探讨"新德国问题"的发展前景,是本文作出的尝试.     

“红色”黎明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德国去年十月的柏林选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联系到过去几年里民社党的发展趋势 ,它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历史和现实的因素 ,地方、全国和国际上的局势都是促进或限制其复兴发展的客观条件。但如何进一步确定自己的政治身份 ,在德国的主流政治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还需要它继续对自己的历史进行反思和对自己的政策纲领进行调整。     

Interpreting "Na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Ukraine conducted its first post-Soviet census in December 2001.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use of the categories "nationality" and "native language" in the census and relates them to fundamental precepts of Soviet nationality and census policies. The enumeration of national and linguistic identities is related to the expression of political preferences. Orientations toward language policies (particularly in Galicia and Crimea), regional autonomy (in Transcarpathia),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olitics of the 2001 Ukrainian census.     

从"热那亚事件"看"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冷战结束后,世界矛盾的发展演变刺激着"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本文试以"热那亚事件"为背景,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起因、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和思考.     

TRANSGRESSING "VICTIMS" Reading Narratives of "Filipina Brides" in Japan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discourse on Filipina hanayome (brides) in administratively mediate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kokusai kekkon) in Japan from the mid 1980s to the present. In narratives of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in the late 1980s, “Filipina” came to index the “problem of brides from Asia.” As seen elsewhere, various textual and media representations have depicted rural Filipino women as socioeconomic victims and sexually subjugated women. Simultaneously, however, constructions of Filipina hanayome in rural Japan have been given local twists. Drawing on examples from largely neglected written texts in Japanese and from an ethnographic vignette, the article next focuses on sexual subjectivity and economic autonomy, two dimensions of the women's lives in which they struggle to recapture their own ways of imputing meanings to their lives vis-à-vis various social forces. In so doing, this article interrogates certain feminist and popular depictions of hanayome.     

和辻哲郎“风土论”与“伦理学”内在关系探析

和辻哲郎(1889年-1960年)是日本著名的伦理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核心思想有两个重要分支:风土论和伦理学。《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1934年)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年)的最终出版,标志着和辻哲郎思想的初步形成。风土论与伦理学两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早期风土论的相关论述中,和辻哲郎的核心哲学结构仍停留在"意向性结构",直到在伦理学领域逐步确立自己独特的"间柄"结构,完成了从意向性结构到间柄结构的转向,他才完成了自己对风土论的修改。但是风土论与伦理学面临着许多质疑,笔者认为,如果说风土论是以伦理学为方法论来对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进行理解的产物,那么风土论的问题就反映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伦理学中的根本问题。     

国际体系“区块化”的演变与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

"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在韩国政界、学界都是一个持续升温的关注热点。而有关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在中韩两国的学术界都有过一些颇有见解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全球体系的视角来分析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本文作者选择的视角同样是从演变中的全球体系中观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定位,即冷战后全球体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一超多强"或雁阵式结构也不能恰当描述全球以及地区的变化趋势,同时韩美同盟体系的"升级"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该同盟的单向强化。本文将首先回顾并分析冷战后相对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出现相对松动的"区块化"趋势。之后,笔者将从外交层面分析韩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化以及韩国如何在全球体系中确定自身的战略定位。最后,笔者也将尝试分析并评估在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与中国的全球外交举措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对韩国"中等强国"外交做一个简单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