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矛盾及化解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并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互相推进,但历史与逻辑的进程并不完全一致,主体也不完全相同,性质也不一样。因此,不能只从广义上把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一体的,或者说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不能割裂开来,而应把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看作是一对文化矛盾并努力化解。     

世界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从文化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就不仅应关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还应看到世界优秀文化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的思想文化资源.当代中国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独行者,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合理利用也是其不断发展创新的必要条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洋为中用”、“一分为二”、“以我为主”、“和而不同”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审思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二者不断交流、内在融合和互相建构以实现各自的丰富发展而又指向构设新的文明形态的动态平衡状态。二者的“结合”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现实的发展需要、彼此的高度契合以及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思想观点的融通互构、价值观念的贯通互彰、思维方式的会通互济是判定二者“结合”成效的重要指标,三方面缺一不可。二者在长期的“结合”中呈现出从浅表到深层、从自足到利他、从抽象到具体的三大规律性特征,既彰显了二者“结合”的价值意蕴,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二者“结合”的现实遵循。     

“两个结合”的几个问题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从“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看，“第一个结合”具有价值至上性，“第二个结合”具有时间先在性。从“两个结合”的相互关系看，前者侧重于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后者侧重于解决古与今、中与西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完整准确坚持“两个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庸俗结合论和文化复古主义，运用科学方法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中国道路生成的文化逻辑北大核心CSSCI

中国道路既有实践生成的逻辑,也有文化生成的逻辑。前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过程;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是公平,而公平、公正等都“公”的观念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以整套体系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而是随着西方启蒙主义时期的现代性观念如民主、科学、平等、公平等观念传入中国的。西方这些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公”的观念在东西方两条文化河流中流动、激荡,最后两条文化脉络因“公”的观念而搭建起了一道桥梁,最终在20世纪初相互融合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这无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母腹。同时,最初是因战争失败,后来又因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两大因素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三重反思,从而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践的指导地位,从而实现了从文化逻辑向实践逻辑的转换,最终寻找到了古老东方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理论创新、时代价值与发展理路：对“第二个结合”的阐释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提出的原创性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深化，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在新时代新征程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行之际，迎接新赶考新挑战，必须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离不开“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以“第一个结合”为依据为基础，从实践品格上和理论互补中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理路，有助于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磅礴伟力和指导意义。     

冯契哲学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弘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路径选择为视角

冯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哲学学说。文章从"接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两种机制"与"会通以求超胜"等四个方面来阐述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贡献的理论特征,旨在挖掘冯契哲学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     

比较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主体自觉性和核心理论命题的内在逻辑关联方面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对自身历史上"左"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与各自传统文化关系的不同认识是形成这种差异最主要的两个诱因.这导致"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历史结果.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哲学逻辑

渗透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哲学逻辑: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实践观;二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法观;三是"创新论"与"治理论"相统一的唯物史观;四是价值目标与价值举措相统一的价值观;五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史观;六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思考

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有惊人的契合之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逻辑必然；建设生态文明是在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现实使命.因此,要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先进理念,着力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特色；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进行,着力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特色；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着力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族特色.     

《离骚》中"求女"与《洛神赋》中"恋爱"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离骚>中的"求女"和<洛神赋>中"恋爱"情节的比较分析,指出这两篇的作者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求女"与"恋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作者对美政理想途径的追求.     

非常"男""女"

针对近年来网络中流行的新词族“X男”“X女”，本文运用描写与解释的方法，从“草食男—肉食女”、“肉松男—干物女”、“凤凰男—孔雀女”、“型男—索女”这四组有关男女的新词语的词源，词义特点，流行动因等角度作出初步分析，并揭示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希望能在不同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提出四点看法：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中国传统志功观探微

志与功即动机与效果的考察,是道德评价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历久常新的难题.在中国古代哲人对志与功及其关系的深刻认识中,也蕴涵了对道德评价的独到见解.他们思考问题的路径及其认识的成果,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批判借鉴.     

"第四势力"与"舆论监督"之比较

首先,本文通过比较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对其所下的定义来展开阐述并解释"第四势力"与"舆论监督"的概念。其次,探讨二者的相同之处,如:二者都体现媒体的基本职能,二者都不是绝对的自由,二者都体现公益性,二者都来源于公民权利。第三从法理的层面运用阐述二者的不同点:二者的主体性质不同、二者所包含的内容不同,法律对二者的要求不同,对二者的主要制约方式不同。最后,探求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方向。     

"疯子"黄侃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     

恩格斯的“中间因素”与普列汉诺夫的“中间环节”

恩格斯关于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和宗教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间因素"的思想,为后人研究社会心理提供了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普列汉诺夫在恩格斯"中间因素"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心理是居于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之间的"中间环节"思想.这不仅是时恩格斯"中间因素"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