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说“三大件”

建国５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普通百姓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表现在家庭“三大件”的变迁上：六七十年代，“三大件”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８０年代的“三大件”，变成了彩电、冰箱和洗衣机；到了９０年代，说起“三大件”，指的是电脑、汽车和私人住房。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亲身经历了几十年祖国发生的变化，对家庭“基本建设”的变迁感受甚深。今天，用着已有的“三大件”，想着新的“三大件”，就想说说“三大件”。六七十年代，只有很少家庭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夏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邓小平时这个重要观点加以创造性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早在５０年代和６Ｏ年代初期，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作为...     

17万海外“流亡藏人”调查

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介石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二十九军，其中第三十八师师长便是张自忠。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70年代的“模范丈夫”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英雄模范都层出不穷，其产生渠道和方式除命名之外，多为评选。远的不说，自上世纪50年代起，评劳模、评“五好”、评先进，等等，涌现出无数集体与个人，除了“文革”期间仅发奖状的“以‘纸’鼓励”外，多伴有奖金或奖品。     

把“小康村”的日子“搬”回来

1990年代，冯家坝在丰都县“有钱”是挂了“牌”的——是四川省命名的该县惟一的“小康村”。因紧邻县城，是丰都的“工业重地”，企业星罗棋布，村民或工或商，日子安定富庶，人均月收入2000元以上。     

吴仁宝的六个“观念”赞

江苏有个华西村，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全围率先成为“电话村”、“别墅村”；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第一轿车村”；21世纪第一年，又成为中同“第一电脑村”。     

“以人为本”新解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现的核心，全面正确理解“以人为本”，是践行“以人为本”的前提和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现阶段，“以人为本”中的人既不是指少数人或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是泛指所有的人，而是具有特定内涵。具体来说，以人为本中的“人”和“本”具有一定对应性。以人为本就像人民的“幸福之树”，她即需要强基固本和不断生长。也需要科学管理和铲除病虫害。要全面、正确理解和把握“以人为本”，必须坚持“四不原则”。     

领导干部为何“不问苍生问鬼神”

从李一到张悟本，再到王林；从风水培训班受热捧，到地方办公大楼“风水”怪相百出……在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知识爆炸的年代，破绽百出的“大师”们居然还能受到如此多权贵名流的追捧；在这样一个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年代，不少官员“不问苍生问鬼神”早巳不是新闻；在这样一个“神人”辈出、“风水”盛行的年代，我们应该反思什么？     

从“拿来主义”到“科技立国”——韩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为改变落后状态，韩国制定了“出口立国”战略，对引进的外国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和吸收，以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20年间，韩国外购技术的开支高达240亿美元，建成了东北亚的出口“加工厂”，创造了“汉江奇迹”。随着经济高速发展，韩国人开始发现，通过“拿来主义”建立的“加工厂”，在同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中，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制定了“科技立国”战略。     

毛泽东的“打鬼”诗

<正>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创作了10余首“打鬼”诗词，旨在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增强战胜各种“鬼”的英雄豪气，铸就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当年，国际上掀起了一场“反华大合唱”。美国等西方敌对国家加大制裁、封锁和打压中国的力度；印度军队进犯中国边境；     

“双百方针”出台始末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是20世纪50年代，党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中的一项基本而长期性的方针。     

“大跃进”中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曾经是我们党大力倡导的一种工作方式。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是靠着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群众运动，战胜了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取得了政权。然而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方法是不能照搬到和平年代用于搞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走过了头，把它做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来运用，那就会走到事物的反面。经济建设不同于打仗，靠单纯的群众运动不但不能取得预想的效果，有时会适得其反，“大跃进”即是一例。“大跃进”运动发生在1958年特定的历史年代，当时，自上而下洋溢着一种穷…     

亲历“三面红旗”的日子

1958年前后，我在农村第一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指导下的群众运动。今天在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这段狂飚年代的经历，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     

邓小平的两个“第一”

1931年8月，邓小平与不久后成为他妻子的金维映结伴，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此时的瑞金县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受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清洗的影响，中共中央也从20年代末开始，多次向党内发出“肃清反革命”的指示。苏区根据地从1930年上半年起即在赣西南地区首先开始“肃反”     

无处不“山寨”

“山寨”也是一个网络“热词”。然而，这个网络“热词”又十分与众不同，不仅因为这个“热词”可谓是“后来居上”，盖过了所有其他“热词”的风头，而且因为，“山寨”这个“热词”已经脱离了网络所能控制的范畴，泛滥成为影响经济乃至社会领域的一个代名词。     

“高塔梁”上一面旗

地处“高塔梁”上的红花村是红泥井乡一个文明、详和、安宁的山村。然而，在80年代初这里交通信息闭塞，文化教育落后，人均收入较低，是一个出了名的“乱村”。1990年贾金祥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把百姓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从“身边事”、“细微处”入手，一面抓经济发展，一面教育和引导村民求上进、讲文明。     

“高塔梁”上一面旗

地处“高塔梁”上的红花村是红泥井乡一个文明、详和、安宁的山村。然而，在80年代初这里交通信息闭塞，文化教育落后，人均收入较低，是一个出了名的“乱村”。1990年贾金祥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把百姓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从“身边事”、“细微处”入手，一面抓经济发展，一面教育和引导村民求上进、讲文明。     

“新农村”口号提出的背景

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曾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口号。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也曾推行过“农村小康村建设”活动。应当说，以前的农村建设活动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这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针对中国发展实际，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引，意在全面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来的。因此，此“社会主义新农村”不等于彼“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金融监管

2008年9月，一场撼动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席卷而来，全球正面临着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为我们审视“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和视角。两种“共识”在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境况表明：深化金融监管的改革已成为两种不同“共识”中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