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评价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优劣可从正确性、针对性、平衡性等方面进行。法官后语、附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结案报告书论文化、规范说理制度等方式可以有效地辅助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法官的素养和自律力。     

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

量刑公正是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志。量刑公正的程序保障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关键环节,但现行立法却存在定罪和量刑程序不分、控辩双方不能充分参与、法官量刑裁量权不受约束等重大缺陷,难以保证量刑公正的实现。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适度分离、制定统一量刑指南、强化裁判文书公开是实现量刑公正的必要保证,也是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的缺陷与重构

本文基于对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检警机构职能活动的分离化和独立化,缺乏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的监督、制约和控辩双方地位不均衡等主要缺陷的分析,提出重构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应采取的三个主要步骤:一是实行检警关系的“一体化”;二是在刑事审判前程序中引入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即法院进行司法授权和审查;三是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赋予其充分的诉讼权利,保持控辩双方的力量均衡与对等。     

审判中心主义的中国理据及其司法要义

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历经"侦查中心说"的主导与"诉讼阶段论"的认识,在对司法规律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审判中心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符合司法的中立性、对抗性、终局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历史变迁与制度文明进化的产物。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指导下,我国刑事司法须将定罪量刑确定为审判者的专属职权,引导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展开对抗,在程序正义的保障下追寻实体正义,确保被告人的充分参与和律师有效辩护,将权力控制与权利保障统一于审判程序。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精准化与法院采纳

精准化的量刑建议契合认罪认罚案件的特点和速审要求，有利于诉讼的稳定性和裁判的安定性。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法院的量刑裁判权没有根本改变，但量刑建议是控辩协商的合意，具有司法公信力，对法院的裁判形成一定的拘束：一是除法定例外情形，法院应当采纳量刑建议；二是即使量刑建议有些许偏差，但非明显不当，法院也需保有宽容度和容错性，采纳量刑建议；三是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法院仍需受到程序性约束，不能直接裁判，而是建议检察机关先行调整量刑建议。未来，法院应更新认识、转变观念，自觉接受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必要约束。同时，检察机关也应与法院协同推进量刑指导意见的罪名扩充和内容完善；保障辩方权利，增强量刑协商中控辩双方的对等性，确保协商的有效性；加强量刑建议的文书说理；不断提升量刑建议的质量和公信力，以增加法院的认可度和采纳率。     

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

与其他大陆法国家一样,中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定罪依据与量刑依据的不对称、量刑程序中的缺乏诉讼权、量刑程序证据规则的缺失等,使法官不能充分考虑量刑的各种因素,不能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无法实现对量刑程序的裁判权控制,容易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应建立定罪与量刑的分离程序,设计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建立量刑听证制度,并设计相关的配套制度,将控辩审的对抗理念和模式引入量刑中,有效制约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高级标准范式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范式高级标准的主要：内容体现为两个针对,第一个针对刑事案件法律事实构建的本质和特点来说理,第二个针对对立双方在构建事实过程、适用法律认识过程中争议焦点的意见来说理。说理途径表现为塑造法官形象和体现司法公正。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内容、方法最终表现在制作模式上。因此,刑事裁判文书说理高级标准范式由此得出。     

论控辩平等的价值取向及现实意义

控辩平等问题是刑事审判改革中的核心内容。我国现行实判制度在控辩平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控辩双方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法官只能作为案件事实的认定人和适用法律的裁决者。实现控辩平等有利于形成合理的诉讼结构 ;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的实体正义 ;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公诉水平 ;有利于健全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     

刑事二审案件审查范围的类型化构建

二审法官对刑事上诉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既不符合诉讼经济要求，也不利于二审程序功能的实现，同时还有碍正义的伸张。将上诉案件区分为事实争议、法律适用错误、程序违法、量刑不当四种类型，并进行分类管理是我国刑事二审程序改革的有效举措。     

刑事判决书论证的结构和方法

刑事判决书应运用各具功能的多种方法综合论证,包括逻辑方法、修辞方法和对话方法。逻辑方法是使判决具备合法性和形式公正的基础。修辞方法是增强裁判结果说服力的必要方法之一,目的在于使判决具备可接受性。对话论证能为法官裁决的正当化提供充足的理由,使判决具备合理性,体现程序正义和司法民主。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判决说理的理念与方法再探讨

刑事裁判文书增强说理性不仅是回应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也是法官运用法治思维判决案件的直接体现,更是树立司法公正之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逻辑清晰的论证与条分缕析的阐述不仅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更有利于推动刑法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法官裁判不敢说理与不愿说理的现实困境,要破解判决说理不充分的现实困境:理念上,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基本原则的重申与引导必不可少;制度上,"繁简分流"与"负责人办案"制度保障不能流于形式;技术上,法律修辞的方法、说理方式多元化与量刑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     

量刑证据的界定与调查初探

我国正在进行量刑程序改革，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是重点之一；量刑证据可以根据所证明的事实和作用不同被区分为纯粹的量刑证据与定罪量刑混合证据。这种区分能够适应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设置要求，利于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司法公正；纯粹的量刑证据应当在量刑程序中进行法庭调查，而定罪量刑混合证据则应当在定罪程序中进行法庭调查。量刑证据的举证由控辩双方各自进行，对方可以提出异议，但由法官裁断。法官也可以不经对方提出异议而主动裁断；最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衔接问题可以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标准一分为二，灵活处理。     

刑事辩护律师与正义的实现

刑事辩护律师应忠实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承担服务于法律和正义事业的责任.但是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刑事辩护律师只能维护"部分正义",这体现了程序正当与实体真实的矛盾.本文通过辩护律师与法官职责的对比、理论基础的分析来论证这一观点,并从维护被控人权益、实现控辩双方平衡、保证律师职业独立等角度探讨了这一观点的实践意义.     

论刑事庭审中的证据调查范围

刑事庭审中证据调查的范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体真实理论、程序正义理论和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理论为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奠定了理论基础。鉴于我国法律对证据调查范围的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又太随意的现状,在确定证据调查的范围时,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司法经验,确立以控辩双方协商为主,法官以职权为补充程序规则。     

论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平衡

本文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及权利入手 ,通过对控辩平衡原则之确立及其对刑事诉讼实体正义及程序正义之影响的分析 ,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现状 ,借鉴“平等武装”理论 ,评述“均衡对抗”观念 ,对刑事诉讼中控辩平衡这一原则进行分析和论证     

论我国刑事一审的程序增设

我国刑事一审程序存在多样性不足、难以满足实务需要的问题，严重妨碍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应当增设庭前预审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刑事和解程序、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以确保刑事一审程序的功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平衡问题的处理

所谓“控辩平衡”,即刑事诉讼中控方(侦查、起诉方)与辩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双方围绕事实与法律,展开调查、取证、辩论,法官根据双方的举证,居中作出裁判。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三方诉讼主体,即检察机关、嫌疑人或被告人、审判机关(以下简称“控、辩、审”),作为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量刑答辩程序改革

量刑答辩程序改革有利于司法和谐、实现程序正义、维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设立保障检察院发表量刑建议的量刑答辩程序.量刑答辩程序改革应当注意具体量刑意见提出时间、具体程序等的明确,以及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