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合法性理论的现代走向——以卢曼/哈贝马斯之争为线索

在以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模式走向衰落之后,卢曼与哈贝马斯从不同立场出发对法律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并围绕该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是双方各自的观点之争,更是两种立场与思维方式在共同的现代性语境中的碰撞与交流,由此形成的共识代表了一种对现代社会基本状况的普遍性判断,而凸显出的差异则标示出了面对该问题时具有代表性的路径选择。透过对这一争论的解读,使我们有可能在宏观上对法律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走向获得基本的认识与把握。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百年回顾与当代价值

近百年来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研究,二是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价值和当代意义的研究。如果说前者的研究体现了百年来学术界对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论战与学术争鸣的认识变化,那么后者的研究则更凸显了知识界对于中国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关怀。"问题与主义"关系这一议题仍亟待学者立足新的时代条件研究与探索,立足中国现实反思"问题意识"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新的问题意识推进社会主义概念体系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英美刑法共谋罪犯罪主体理论之争述评

在英美刑法中,在共谋罪犯罪主体的单复数问题上存在单方主义与双方主义之争,两者均以群体行为特别危险性原理为立论依据展开论战,本质是主观主义犯罪观与客观主义犯罪观之争。单方主义与双方主义之争,对共谋罪判决一致性规则、秘密侦查措施运用、无责任能力之人的责任认定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代英美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背景

形而上学问题在当代英美哲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传统哲学不同,现代英美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以实在论和以实在论的形式出现的,这就使得形而上学在英美哲学中具有了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的特点;同时,也使得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复兴有了新的解释.本文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论战的背景中,通过阐述它们在"实在是超验的吗"、"世界是什么"、"知识来自何处"等问题上的对立观点,揭示形而上学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意义,由此重新解释形而上学的现代表征.     

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将真理的标准同检验真理的标准区分开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一场严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固然贯穿着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之争,同时也交织着辩证法同形而上学之争.非仅如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既然关系如此之重大,就必须将这一问题弄个水落石出.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报刊上每每见到将“检验真理的标准”说成了“真理的标准”.似乎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是真理的标准,是一码事.这是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搅混到一块去了.这种混淆,来自一本多次再版的权威性哲学教材,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见其九章三节标题).     

科学发展观对传统发展观的超越

哲学上有两对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与之相应,历史上"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表现在现实社会实践中,对待发展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传统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传统发展观从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认为经济增长等     

“现实的人”与“惟一者”：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主体论之别

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争论关涉到如何理解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问题。马克思受施蒂纳影响而提出的“现实的人”,与施蒂纳主张的“惟一者”虽然都具有主体自持性的特点,但在是否追求本质（精神）世界,是否承担对虚无的充实,是否追求永恒、普遍、整体,“现实”或“感性”中是否还拥有超出离散性原子事实的整体性维度及与此相关的超验性维度,对人、现实、历史的理解还是否需要保持辩证法的框架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施蒂纳是否定的。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仍然具有以“现实”、“感性”为根基的“本质性”、“普遍性”、“神圣性”和某种意义上的“抽象性”。所谓马克思反现代性、反本质主义和反传统形而上学,也只能在这样有限的限度内理解,否则就等于把马克思施蒂纳化了。     

当代英美法理学中方法论的转向及其意义——从“法概念”到“法理论”

当代英美法理学发展中呈现出了一种方法论转向,这一转向是以“哈特与德沃金”之争为标志的.早期的法理论家们致力于探讨法律的概念,然而德沃金对以哈特为代表的法实证主义理论所发起的攻击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参与到法理学方法论的争论之中.哈特秉持一种描述主义的法理学进路,而与之相反,德沃金、佩里则坚持解释主义的进路,此外,迪克森还试图以间接性评价法理学站居中间立场.这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议无疑触动了法理学的元问题,争议的本身比获致一个是非定论显得更加有意义.无论是描述性法理学也好,还是规范主义法理学也罢,任何一套成功的法理论必须符合能够说明法律的规范性本质及增进我们对于法律实践的理解这两个条件.     

解决人性矛盾的根本途径——浅论张载的双重人性论

中国历史上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是旷日持久的 ,张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双重人性论 ,结束了这场千年之争。通过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介绍 ,论述了变化气质的原因根本途径 ,并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影响以及对现实的影响三方面进行了评价 ,以求给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公允的定位。     

“问题与主义”论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分野的缘起

"问题与主义"论争不应当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第一回合,而是二者之间一次正常的应然冲突。五四前后世界及中国社会改造的大势预示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分野的必然;胡适、李大钊二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集中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改造方式是改良还是彻底改造的岐见,争论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论争中的同一与冲突表明这场争论仅仅是一场争论而非二人关系的断决,争论后的一段时间内二人友谊依旧,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内部政治的分野并未即刻呈现出来。     

少年中国学会“主义”问题之争的性质探析——基于《少年中国》月刊的考察

在五四时期成立的社团中,"少年中国学会"有着为数众多的会员和广大的地域分布,但是它也发生了相比其他社团来说更加激烈的分化。在学会内部是采取和确定一种"主义",还是坚持学术和思想自由,一直是摆在会员面前并困扰着学会的问题。而论争最为激烈的"南京大会"即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为我们提供了考察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争的重要线索。基于《少年中国》月刊,对南京大会前"主义"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以及南京大会上"主义"问题之争进行历史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少年中国学会在第一次年会即南京大会前后关于"主义"问题之争的性质介于政治行动与学术自由之间。     

近期国际金融领域里南北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

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纷争,其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在现阶段,南北之争主要围绕着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分配、IMF贷款条件性、金融自由化以及金融危机的防范和处理等国际金融问题而展开.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争论双方也可能就某些金融问题,其观点、立场趋近,但南北之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     

人类探寻普遍主义的方法及其启示

世界文化多样性与普遍主义之争目益构成了当代文化哲学中的焦点问题。一种具有普遍主义、为人类所能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文化共识话语的现实生成，是化解文化冲突、谋求人类和谐相处的可行之路。以往人类探寻、钩稽普遍主义的方法因其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内在缺陷无法找到真正的普遍性，而实质上，普遍主义诉求的必然性、普遍性蕴藏在普遍的人类社会实践需要中，不能在具体、真实的人类生活之外去讨论普遍主义；否则，它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必然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牵连犯争议问题探析

牵连犯在刑法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却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和争议，并引起其本身的存废之争。牵连犯概念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与其他概念有本质不同，不宜将其划入其他犯罪形态。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理论之争的溯源——从李斯特对斯密理论的批判说起

全球化理论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会创造出自己的对手--反全球化理论.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理论之争愈演愈烈,几度白热化.然而这两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学说和思想的争辩却在亚当·斯密时代就出现了,后来因李斯特对斯密和斯密主义的批判又冲突迭起.这场争论的核心是贸易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

胡宗山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但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     

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构建——基于区域公共管理与欧盟经验

欧盟为打破国界阻隔、实现跨界区域协作治理,将中央政府、各民族国家间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纳入区域治理的主体,这恰恰说明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从政治学角度看,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源于政治学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即是"国家的公民"还是"公民的国家"这个问题之争。"国家的公民"意味着公民必须存在于国家之中,公民是国家的公民。而"公民的国家"则与社会契约的思想一道,表明国家对公民的强制已经被大革命所废除,人民重新掌握了国家。在现代国家中,这个问题往往表现为整体主义与地方主义之争,秩序与自由之争。     

论证据

一证据概念上的争论关于证据的概念，在苏联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先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初，苏联全苏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措施研究所组织编写了一部诉讼证据理论专著。配合这部专著的写作，苏联法学界又一次对证据概念问题展开了讨论。从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出，苏联法学界有三种基本的观点：一是“事实说”；二是“反映说”；三是“两义说”。同苏联比较起来，我国法学界在证据概念上的争论则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我国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1964年因“社教”开始而中断。这并不是争论的结束，因而，1976年拨乱反正后又开始…     

传统国际私法与现代国际私法论略

传统与现代是当下国际私法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它们分别代表了确定性和适当性、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这两对互为对立的价值取向。然而它们在现实中却无法截然分开，在时间和空间均呈现出相互融合的混沌状态。在从传统国际私法向现代国际私法变迁的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分别代表了革命和改良两种不同的路线，对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