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程序法应对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运用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和成因进行论证和分析,认为在我国现有立法和司法现状下,应树立合理的应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立法理念,并从程序法方面提出解决思路。     

民事恶意诉讼制度比较分析

民事恶意诉讼,不但给受害人造成损害,还有损国家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势在必行。我国对于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定,主要沿袭了大陆法系的做法,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上。英美法系则分别从实体和程序法进行了规制,在实体法上明确规定恶意诉讼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文从三个案例入手,比较了我国和美国法对恶意诉讼问题处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上,救济方式、赔偿范围上方面我国都相较薄弱,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对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补充和完善。     

恶意诉讼——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恶意诉讼的规制在立法方面缺乏实体性规范,导致在司法领域对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难以完善。现有的两部民法典草案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法工委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却被否认,本文通过论述恶意诉讼的规制方法及作为一种新型侵权行为的必要性,而得出恶意诉讼应作为一种新型侵权类型加以规定的结论。     

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的规制

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恶意串通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为。相对于原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设置了专门的条款即第112条规定恶意诉讼之责任。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恶意诉讼的主体为两人或两人以上,主观上存在共同损害的故意,客观上存在共同损害行为,并造成了损害后果的产生。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恶意诉讼之规制仍然存在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仅规定了恶意诉讼之责任,而没有设置恶意诉讼事前规制机制。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设立诉讼承担制度而实现对恶意诉讼的全方位规制。     

“追播”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作品热播而“追播”的侵权行为不断发生,对其精准化、精细化地适用惩罚性赔偿以规制相关行为,有利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从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决定情节严重的不同因素,可以影响惩罚性赔偿倍数的确定。就方法而言,参考借鉴刑法中的认定思路,将侵权行为划分为多个阶段,并阶段性地评价“追播”平台的责任,进而确定倍数,最终定量地适用惩罚性赔偿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思路,且具有进一步细化的价值。     

民事恶意诉讼制度初探

为有效规制恶意诉讼,2012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恶意诉讼制度,这个规定是新《民事诉讼法》的亮点,但该规定的不足之处也不容忽。下面,我将围绕着恶意诉讼的基本内涵,对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新增恶意诉讼制度存在的不足以及如何完善恶意诉讼制度作出较准确合理的探讨,以期准确把握恶意诉讼制度的精髓,利其器进而善其事,为我国恶意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方案。     

论恶意诉讼

近年来,恶意诉讼案件在我国一直呈上升趋势。该现象的出现是由某些人道德素质低下、诉讼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以及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等几方面原因所致。参酌域外相关的立法例,在分析现有相关法律的局限之后,总结了区分恶意诉讼与一般诉讼的识别标准,并提出了规制我国恶意诉讼的立法建议。     

民事恶意诉论与民意诉讼策略辨析

民事恶意诉讼在新近民事司法实践有愈加频发之势，相较而言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则滞后许多。而当前司法现状下，究竟是民事恶意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策略，认定中常有两可的尴尬。这对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即针对这一论题展开，希望对司法实践以及该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浅析对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

近年我国出现大量的恶意诉讼案件,不仅浪费司法资源、增加法院工作量,而且更重要的是损害司法权威、侵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文在分析恶意诉讼行为的概念、内涵以及具体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恶意诉讼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几点建议,以期能遏制恶意诉讼行为的发生.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辨识、审判与治理

近年来,知识产权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强化。然而,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垄断,所以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虚假诉讼、滥用诉讼权利等恶意诉讼现象,亦日趋严重。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究竟如何审查、识别、判定恶意诉讼?司法界与理论界认识不一,更无成熟有效的判断、应对及规制措施,是近年来严重困扰法院审判的一道难题。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之构想

本文主要阐述了建立我国行政复议听证制度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     

Grouping of ammunition types by mean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GS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unshot residues (GSR) samples originating from four types of ammunition, collected from shooters'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The secured material was examined with the use of SEM-EDX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manner.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assigned to various chemical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of these features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grouping the analyse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i.e. the type of ammun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Browning 7.65 mm and Luger 9 mm ammunition can be fairly eas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maining samples, whereas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of Makarov 9 mm and these of Tokarev 7.62 mm c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us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in the selected chemical classes.     

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认定

【裁判要旨】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同时还是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范围内,才构成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情形。架设蛇网的行为虽属于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狩猎,但应审查其行为是否符合在禁猎区或者禁猎期的前提条件,在认定构成非法狩猎罪时,应当遵循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程序正义论——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本文旨在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论证程序正义在我国的可适用性问题。通过分析程序正义在我国的价值,及对社会现状的剖析,揭示程序正义的形成障碍,进而对存在的问题探索较为稳妥的解决,建构了程序正义从观念到制度的立体体系。     

贪污罪概念重构

贪污罪的概念是关系到贪污罪的认定的重大问题。然而刑法界对贪污罪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对贪污罪概念的重构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实践,通过比较研究,对贪污罪作出了新的界定。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