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特别程序,在保障正确适用死刑,纠正和防止发生失误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一程序仍然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死刑核准权问题是死刑复核程序的核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应收回死刑核准权;规范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方式;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期限。     

死刑复核程序：一个仍未终结的问题——以死刑审判权与核准权的分设为视角

死刑核准权归位于最高人民法院,这个本不应当出现的问题被解决后,死刑复核程序对拥有死刑复核权法院所裁判的死刑案件应否进行复核以及如何复核仍是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审判权”与“核准权”分设的特别程序始终未放逐这一立法信念,并以此为进路来设计死刑复核程序,以免死刑核准权被“审判权”架空影响死刑案件的质量。     

论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特别程序,在保障被告人权利和打击犯罪两个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有必要加以修改和完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必须收回死刑核准权,立法上必须消除现行法律之间的冲突,建立公开、透明的死刑复核程序。     

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十年回顾与展望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的催化剂。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十年来,影响深远,成效显著,除实现防止错杀、冤杀,贯彻少杀、慎杀,以及统一死刑案件法律适用标准等直接效用外,还推动了证据规则的完善、程序正义的彰显,并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对于未来死刑复核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反思死刑复核程序本质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明确死刑案件的强制辩护与法律援助,并探索建构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     

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与复核方式

我国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是做出死刑判决的人民法院主动报请,不符合司法的被动性的要求,死刑复核程序应当采用二元的启动方式,即主要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申请启动死刑复核程序,其余的由做出死刑裁判的人民法院依职权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方式的不同,能够很直观地对案件加以区分,采用不同的死刑复核方式,公正、高效地复核死刑案件。     

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及弊端新探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死刑复核程序仍需完善.而程序完善的基础理论性工作则在于正确认识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和弊端.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是诉讼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在于复核方式的书面化违背了程序的参与性;诉讼构造缺失,令辩护和控诉职能无法有效发挥以及复核期限未予规定,有待立法解决等;而主动报核则不应成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探讨

我国目前之死刑复核程序实行书面审理主义,不仅缺乏外在权力监督机制,也不能满足死刑案件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程序正义要求。基于程序参与性理论与检察监督原则,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具备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理性之标准,具有充分正当性。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以后,检察机关应协调好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角色定位,设置相对应的法律监督机构,充分实现自身职能,遏止司法腐败,实现死刑复核之应有功能。     

论死刑执行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既然死刑执行的唯一根据是死刑执行命令。而且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字，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签字只是形式上的，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审批，而且也缺乏任何弹性。作为死刑交付执行的必经程序，死刑执行命令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我国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死刑执行的最后决定权，进而设立死刑免于执行制度．以期从程序角度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深化检察机关办理死刑案件工作的思考

随着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案件成了检察实务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当前检察机关全面介入死刑案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立足法律监督机关的本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切实保证死刑判决的公正统一。     

对我国有关死刑法律制度改革的研究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上收死刑复核权和要求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两个举措的出台,死刑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不再执行死刑,但基于我国的国情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应从完善死刑司法制度着手,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从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看中国死刑限制制度的历史

死刑剥夺人的生命,是最严厉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改革是保障人权的体现,同时,从中国死刑限制的历史来看,又是中国古代慎刑恤杀的死刑限制法律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定罪量刑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统一了单位与个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是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一大进步，但是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作为故意型单位犯罪，单位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仍然应当体现出其特殊性，如此才能有效地解决统一定罪量刑标准之后仍然存在的问题。     

论公诉权的能量——以撤回起诉和再行起诉为研究对象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撤回起诉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检察机关往往无时间、无次数限制地随意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提起公诉,导致出现反复"撤回起诉——再行起诉"的程序循环现象,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尊严,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公诉权是有能量的,有一个耗尽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国家追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刑法保护——以知识产权犯罪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根据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复制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可以认定,“复制发行”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必然是互不包容的两类行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视为著作权罪中的“复制发行”行为,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贯彻面临困境,刑法司法解释应避免类推制度借类推解释还魂的现象。     

死刑限制适用与“舆论审判”的冲突

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会减少。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舆论审判”的压力。如何平衡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舆论审判”之间的冲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行拆迁补偿安置纠纷司法救济定位评析

在征用土地拆迁补偿安置中,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如何寻求民事司法救济,司法救济如何定位以平衡各方利益?对此,现行法律、法规均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新近的一项司法解释中,否决了当事人寻求民事司法救济的努力,这一举动忽视了诉权多元保障的重要性,不利于对当事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建议在适当时机修改,以利拆迁纠纷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时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The Subject Status of Procuratorate in Marine Litigation on "Public Interests Protection"

The litigations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or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involv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litigations, and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litigationsas different litigation subjects. The compensatory litigation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 damageis the private interest litigation which relieves the private interest damage of state owned natur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be the supervising subject. However, the compensatory litigation of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s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hich relieves public interests, and on the basis of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the procuratorate should be the supplementary subject. Due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marine litigations, the procuratoratefiles lawsuits against the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or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s, which shall apply both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of Marin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Interpret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Procuratori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s.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两个罪名《法定》中的罪名设定定研究

文章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存在“‘罪名从简’原则的事实否定”和“‘标准统一’原则适用的矛盾”等问题 ,并提出了作者的理论模型设计。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