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民选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对4省市68个村选举的跟踪观察和研究

作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状况的跟踪调查,本文的分析表明,与前两届相比,第三届村民直选的质量在江西和山西两地均有所提升。在各种社会性影响力中,县乡指导小组和村民选举委员会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宗族的作用力并不明显。宗族对选举的影响,依然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的宗族取向。选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正朝着促进和谐、团结的方向迈进。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     

论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成因及消解

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根源主要是,农村村民经济地位不独立,农村基层民主不完善,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农村村民的这种政治冷漠对村民自治、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的和谐都有着消极影响。倡导由“半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过渡的治理环境,拓展村民参与成本的弥补措施,是消解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重要途径。     

和谐与冲突:社会变迁中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解读

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有着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填补了村治的若干空白,一定程度地稳定和维持了乡村公共秩序,发展和维护了乡村的公共利益,并满足了社会变迁中的村民公共情感。另一方面,它又销蚀了乡政公共组织的权威,迟滞了乡村法治的进程,并影响着人的现代化,对乡村民主治理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这种双面关系,使得我们在谋求乡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科学地全范围地统筹规划。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在乡村社会适当扩张国家权力的影响,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消减农民的地缘情结,必须积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建设现代村落文化。     

乡村选举中的派系政治

对乡村选举中农民分派或有组织性参与选举的现象,学者们使用了"派系"或"派性"概念来加以研究。派系往往是作为一种选举动员方式出现的,但它又明显不同于宗族、政党派别、利益群体等组织形式,它有自己的特性。乡村选举并不是派系产生的主要原因,农村社会结构的性质、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及经济的发展才是派系产生的深刻根源。派系在其形成和运作过程中,对乡村选举和选举后的乡村治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精英论视角--乡村势力在基层选举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分析了农村中各种不同势力包括乡镇干部、村干部、宗族头人、富人等在基层选举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指出了乡村政治在推进民主的进程中新旧力量的不同作用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重要的是如何规范乡村势力,确保基层民主的稳步推进.     

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解释路径与工具选择——社会资本理论分析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为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奠定了社会网络基础,推动了农村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促进了农民合作,规范多元主体参与。但是,农村民间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网络、信任和规范缺失也影响了治理的绩效。要促进我国农村民间组织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的良性治理,应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农村民间组织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运行。     

农村宗族与村民选举的关系分析——对赣、晋两省56个村选举的跟踪观察和研究

作为对村选举状况的跟踪调查,本文分析表明,与首次村民直选相比,第二次村民直选的质量并没有提升,相反在江西两县还有下降。其中,既有选举程序与规则安排的影响,也有自治绩效和宏观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这表明,村民选举的质量并不一定会随着届期而直线上升,基层民主建设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此外,选举对宗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族际关系的变化。宗族在选举中的影响依然常见,但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的宗族取向。不过,与影响选举的其他组织因素相比,宗族因素依然微不足道,并未成为足以左右选举的主要因素,其影响的性质既有正面性也有负面性。     

村民自治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一项社会资本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萌生井逐步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家族势力和民间宗教的恢复和重建，村民自治在实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造也是村民自治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农村家族和民间宗教封村民自治的多重影响，及其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家族和民间宗教作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在村民自治运作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遇程中加以克服，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农村健康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而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更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模式。本研究通过对甘青宁三省区部分民族村的实地考察,发现乡村治理能力在村庄权力结构下,形成了"宗教力量、宗族权威和村委会"三种力量相互影响的民族村的基本政治格局,也相应地形成了乡村精英,他们作为乡村治理的代表性人物,对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具有较强的整合能力,深刻地影响乡村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因此,如何保持村两委的主导作用,引导乡村精英协同参与乡村治理过程,进而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将成为今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的主要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村干部选举问题的深层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村民自发探索、顶层设计规划并借鉴他国经验的民主选举村干部的制度,成为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与实践,对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及乡村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转型期的村干部选举,矛盾冲突始终夹杂其间.而执行乏力的选举制度、农民复杂的心理与利益诉求、村干部面临的现实诱惑,以及尚缺乏公共理性的文化土壤等诸层面因素,是造成困境的逻辑起点.再延伸些思考,就百年乡村建设的长时段来考察,这又是一个在新时代历史背景下,如何与时俱进地走出真正本土化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的课题.     

偏远乡村社会治理的隐忧及其治理机制改善的实证研究——基于广西的调查

当前,偏远乡村因治理场域远离当地行政中心,具有基层治理难以有效辐射,上级监管难以有效延伸,村庄治理机制难以形成,加之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村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影响着社会治理机制的有序运行,使偏远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体行为失范、社会生态恶化、环境治理乱象及土地使用无序的隐忧开始显现。为此,要有效应对偏远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上述隐忧,应该着力改善偏远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从明确偏远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建立健全偏远乡村民间组织建设,创新村民自治机制入手,为偏远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有序运行提供制度性保障。     

正确认识和处理村民选举中出现的几个问题

民主选举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村民享有的“四个民主”权利之一。然而在村民选举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反选举程序的行为问题,扰乱、破坏选举的行为问题,贿选问题,承诺问题,宗族、派性问题,选民资格问题以及候选人资格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选举才能健康顺利发展。     

推进村民自治、促进乡村治理的战略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     

走向复合治理: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基于四川仪陇燎原村的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显著现象。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政治层面的自治组织、经济性组织、社群性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等类型。它们通过提供经济服务、技术支持、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形式,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民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村"两委"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村治的参与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良性互动,将引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变革,使之走向一种复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     

我国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村民对农村资源的关注、农村社会动员的扩大、内部差距的拉大和宗族以及黑社会势力的干扰。这些变化导致了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使之成为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威胁之一。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和建立村民权利司法救济系统等,保障农村地区稳定,促进农村的健康发展。     

农业产业化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基于云南省H村的个案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趋势逐步强化,村民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依靠农村经济产业化发展成果,促使村民的利益结构或利益权重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日益受到与农村经济产业利益相关的个人或以产业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群体的影响.     

乡村治理中宗法秩序回潮的价值分析

宗法秩序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进程。当代中国中的宗法秩序,呈现了从镇制到回潮的命运起伏。尽管根源于传统农业经济与社会生存方式的宗族秩序与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它有着"历史的惰性力"。然而它的一定程度的时代性价值,亦加强了它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宗族秩序将长期存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与宗法秩序将长期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状态中,即基层行政的发展无法摆脱宗法文化的影响,基层行政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规范宗族活动及其影响的过程。     

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