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刑法对任何行为的惩罚都要有正当化根据,要坚持犯罪化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不少国家刑法都呈现泛化倾向,我国经济刑法也明显存在调整范围过度的现象。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经济犯罪的客体是国家经济秩序,这种理解难以符合市场经济本质和前行方向,容易引起经济刑法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经济犯罪是市场主体滥用经济自由而导致对其他平等主体或社会、国家公共利益的伤害(危险),对其法益要从实质上解释,形式上只是违反特定经济制度或秩序,不产生具体法益侵害的行为,应由经济行政法调整,不宜纳入刑法范围。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司法认定要重视刑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限缩经济刑法的处罚范围。     

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

当前基于秩序、利益、自由等表述的经济刑法法益学说在认知进路上存在问题,无法形成本体和功能自洽的法益观。应当承认集体法益的独立性,立足法益二元论对经济刑法法益进行本体重塑与功能展开。它勾连宪法,是保障在经济领域中实现个人自由的外部条件的统一体,也是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规范保护的客体。法益不是刑法独有的保护目标,仅根据法益标准难以有效区分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经济刑法的犯罪化应坚持保护适格的集体法益,同时更加注重合比例原则和明确性原则的补充与限制。经本体重塑的经济刑法法益兼具体系超越与体系内在功能,有助于在反思当下中国经济刑法立法与司法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刑法的立法理念与犯罪化标准,厘清经济犯罪的类型与解释原理。     

数据安全刑法保护扩张的合理边界

《数据安全法(草案)》的发布是数据安全作为独立法益的立法宣示,基于数据安全对个体利益、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刑法有必要将其纳入保护范围。现行刑法对数据安全的保护是通过制裁信息犯罪间接实现的,由于刑法视阈下的信息和数据存在着本质性差异,未来刑法必然要建立新的数据犯罪罪名体系,实现数据安全领域刑法保护的大规模扩张。为了避免刑法扩张演化成违背谦抑性的公权力滥用,必须进行"合边界性审视",确保其不会突破刑法自身的边界。由于数据安全法益自身无法通过"法益原则"实现刑法边界划定功能,有必要引入"广义危害性原则",在数据安全领域的刑法保护扩张之前,划定扩张的合理边界。     

我国刑法的经济功能

我国刑法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一方面执行着对敌专政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保护和促进人民民主的功能.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将保护、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尤其在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的今天,保护和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了刑法突出的、主要的任务. 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以马列主义的正确指导,体现着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因而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保护和推动作用.归纳起来看,我国刑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如下几种功能: 一、保护功能     

经济刑法中危险犯的立法问题研究

危险犯的采用及其在立法上的扩展是立法对风险社会的回应,也是经济犯罪立法的重要特征。通过对近年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在大量增设经济犯罪罪名的同时,经济犯罪的危险犯的成立范围也大大扩展。同时,出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预防社会风险等方面的现实需要,在经济刑法中设立抽象危险犯颇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基于维护经济秩序安全的需要,可以考虑在经济刑法中谨慎地规定过失危险犯。     

非公有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以贪污罪立法为视角

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呼唤刑法对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平等保护。然而《刑法》中贪污罪的规定表明,非公有经济的保护处于弱势地位。我国应淡化将“贪污”当作国家工作人员“专利”的观念,改革贪污罪立法,扩大贪污罪的主体和对象范围,实现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的刑法平等保护。     

德国经济刑法的发展

本文以经济刑法的具体性与一般性概念为基础,记述了过去140年间经济刑法发展的主要脉络.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立法的特点之一是制订了关于在战争以及物资匮乏条件下国家调控和价格管制的刑事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法者力争废除这些刑法规范,自6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刑法改革运动则集中精力重新对经济参与者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刑法性控制.在改革浪潮消退之后,逐个制定的应对性法律与实施(作为新经济刑法之母机的)欧洲法的本国法交相辉映,成为经济刑法发展的主流.     

德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互动关系研究

<正>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为了经济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一个国家制定或者产生了经济政策之后,总是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刑法手段,来保证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标。刑法作为最有力的法律手段,总是会被国家用来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然而,刑法的作用,即使在被充分利用的时候,对于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的,也并不总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当经济犯罪在一个社会中猖撅的时侯,对刑法的检验和对作为经济刑法指导思想的经济政策的检验,是同样重要的。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影响,在目前商品经济发达国家中是比较典型的。本文希望通过对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发展历史的研究,探索经济政策与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浅议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

我国宪法已确立了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刑法是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部门法之一,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还明显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知识产权刑法法益分析

知识产权是私权,知识产权犯罪是法定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益是一种超个人法益,具体说来是知识产权管理秩序,以经济安全为其价值标准。权利人的私权是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刑法不以保护私权为足。正确界定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益,有助于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知识产权刑法法益在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小觑。     

从一案例看我国的医疗事故罪与非法行医罪

本文通过对一则案例的焦点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要准确理解医疗事故罪与非法行医罪,除了在明晰其各自保护的法益的前提下,还要注意到我国对业务过失犯罪与普通过失犯罪的刑罚规定在体系上的协调。对于医疗事故罪,刑法条文的解释要结合我国的立法现状,对"医务人员"作出合理谨慎的限制解释;而对于非法行医罪中的"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应以执业注册范围和地点为核心,作扩大解释。总之,解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规范内的最大正义,进而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的机能。     

重构主义的刑法实践模式

重构主义立足于犯罪人与被害者、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强调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以此作为无罪认定或从宽处罚的依据。我国刑法有关行政或民事处理前置程序、犯罪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等无罪处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规定,都只能从重构主义才能得以合理解释。刑法是法益保护法,而法益保护不只是指向过去,以确保保护法益被损害后的惩罚,同时也面向未来,激励行为人在保护法益被损害后及时修复。重构主义的制度实践,需要正确对待刑法中的"迷途知返条款"建构,强化犯罪治理上的"协约自治",并在部分经济犯、秩序犯中予以推广,使犯罪治理符合经济发展理性与社会发展理性。     

刑法亟需确立全面保护原则

为了满足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需要,实现"民主刑法"、"公民刑法"、"保护刑法"的价值追求,刑法应当确立全面保护原则,保护公民、单位、社会和国家的法益,对公民法益的保护应处于优先地位。确立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有民主主义、人权理论、限制刑罚权思想的根据,但其必然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障碍。我们应该坚持刑法的全面保护原则入宪,在我国宪法第33条增加一款:"刑法既要全面保护公民的法益,又不得对罪犯适用违背社会道德的残酷刑罚。"并在刑法立法中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补充刑法总则的法律空白,开展合理限制下的犯罪化,还应对刑法解释进行规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保护原则。     

经济秩序法益的应然类型与刑法保护

我国经济刑法以经济秩序作为保护法益具有“先天性的缺陷”。一方面,秩序本身的高度抽象性、模糊性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以“秩序管理”为本位的残余观念为秩序法益带来诸多诟病。另一方面,现有通说及刑法规定未能科学合理地对不同类型经济秩序加以区分并分别阐明其正当性及保护方式。对此,应当结合我国刑法的实际情况,在肯定秩序的法益价值前提下,将经济秩序法益划分为可还原型经济秩序法益、不可还原型经济秩序法益及混合型经济秩序法益。可还原型秩序法益应当以保护个人法益为核心。不可还原型秩序法益应当区分为国家型和社会型两种,前者的正当性根植于宪法中,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后者的正当性基于主体间的自发自生秩序,以保护制度信赖为关键。混合型秩序中个人法益、实体性法益与秩序法益的地位相当,在保护方式上应当二者兼顾,不可偏废。     

被害人承诺中的法益处分权限研究

在被害人承诺中,法益处分权存在司法界限和立法界限。在司法界限中,刑法保护个人法益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民自己决定的自由不受侵犯,因而社会伦理规范和法益的重要性都不得作为限制自己决定权的理由。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场合,被害人对法益的处分自由不受限制。但生命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无论有无承诺,侵害生命的行为都同时彻底摧毁被害人的自由,因此承诺杀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立法界限中,刑法可以基于重大法益面临的普遍危险性、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关联性以及自律判断的不充分等方面的实质理由对法益处分权进行特别限制。这些立法限制只能在刑法明文规定的范围内适用,而不得类推适用于其他法益处分情形。     

论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

现代刑法的发展使得法益概念既包括了个人法益,也包括了集体法益.随着社会价值的变化,集体法益获得了独立于个人法益的地位,二者之间不再仅仅是量的区别.理论上应继续维持统一的法益概念,重新梳理个人法益和集体法益的关系.在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发生冲突的场合,个人法益必须处于优先的保护地位.集体法益的重要性、集体法益的独特性和提前保护的有效性,决定了刑法对集体法益予以单独保护具有必要性.刑法必须对集体法益的保护范围设定限制性门槛,防止将不重大的、不真正的、不明确的、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集体利益上升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刑法采用何种犯罪构成来保护集体法益,关系到刑法的手段是否具有有效性和正当性.在保护集体法益的刑事处罚前置化的犯罪构成中,抽象危险犯是首选的犯罪类型.抽象危险犯的保护法益具有抽象性,但其法益侵害性是实际的、能够被证明的,可以通过被危险行为所影响或者改变的对象呈现出来或者被具体化；此外,通过法益概念的具体化和实质责任原则,也可以合理地解决保护法益的抽象化问题.     

法益理论的发展源流及其启示

法益概念的产生对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法益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不同的内容。自由主义始终是法益概念的精神内核,坚持法益论就必须坚持刑法的个人主义与规范主义。基本法实现了法益概念规范性与非规范性之间的平衡,现代刑法必须强调宪法的重要作用。宪法和刑法规定是对刑法保护客体的规范限制,此外,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及实害原则也是对刑法保护客体的重要的限制原则。     

我国刑法中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之提倡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往往将行政犯的法益界定为管理秩序(制度)法益,但是对于这一法益的界定,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将其界定为抽象的行政管理秩序(制度),如此模糊的界定,使管理秩序法益日益沦为"口袋法益"。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认为所有行政法益均可以在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上升为刑事法益,加之没有区分刑法法益与规范保护目的,导致单纯的行政管理秩序混入刑法法益之中。应将前置法秩序和单纯行政管理秩序这两个行政法益从当前刑法法益中驱逐出去,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借助前置法将适格的刑法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     

单位受贿罪视域下的版面费行为——兼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之回应

站在刑法的立场,法益就是为法律所保护而被犯罪所侵害的利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一种复合型的法益,它包含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和这些主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这些主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以法益论为分析的视角,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构成单位受贿罪,认为版面费行为未侵害单位受贿罪法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刑法谦抑的品性并不排斥刑法对版面费行为的介入,而立足于犯罪应防论的立场上,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发生的客观需要。     

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扩大化的反思与限缩

互联网金融在规范与事实维度均存在刑法规制扩大化倾向。究其缘由,传统刑法规制模式存在秩序法益宽泛化、刑法规范抽象化、刑事治理优先化的弊端。该模式不仅会造成刑法自身机能的紊乱,而且无益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当前,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合理限缩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范围,并以金融秩序与自由并重扩充秩序法益内容,以监管科技与刑事规制联动彰显刑法独立品格,以非刑措施与刑事手段并用构建多元制裁体系,进而实现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模式的优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