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赫茨：平衡乌托邦与现实的学者

约翰·赫茨的“安全两难”模型在国际关系教科书上广为引用，在国际关系研究者中也已成为一种通行用法。不过他关于国际政治的大量论著鲜有关注。然而，他的著作值得受到实质性的重新评估，理由有如下三项：首先，赫茨对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兴起和发展贡献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的“现实的自由主义”概念；其次，赫茨的思想发展典型地反映出一位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移民的“朝圣之旅”，他见证并研究了几乎整个20世纪（甚至更远）；第三，赫茨是一个先行者，他认识到新的全球挑战无法单靠古典现实主义的手段来解决，以及接受“非现实主义”见解的重要性。     

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

一、研究背景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是数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不同流派争辩的焦点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不承认观念的作用,将观念置于其研究框架之外。这一理论流派的代表沃尔兹(Kenneth Waltz,又译作华尔兹)认为,在国际关系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即无政府状态、该状态下的秩序原则和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来加以定义     

国家利益问题：西方主流学派的论争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家利益问题的论争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建构主义的挑战和新现实主义的发展三个阶段。其中 ,建构主义的挑战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新现实主义也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理论。作为系统理论向国际关系大理论过渡的必要一步 ,对国家间利益关系的研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刘丰教授访谈

国际关系理论是学科的思想积淀和知识根基,其研究状况直接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整体发展面貌和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国家实力和地位显著提升等外部力量推动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声愈发强烈。最近几年,中国学者构建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那么,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研究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出现过哪些重大理论争鸣?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哪些新进展?存在着哪些缺陷和不足?如何看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主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骦专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刘丰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和东亚国际关系,专著《制衡的逻辑: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大国行为》,译著《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没有应答的威胁》《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等。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浅谈21世纪中德关系

20世纪是一个短暂的世纪,它在1914年才刚刚开始,而到1989年就已结束了。这是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雷迪斯(Reddies)先生1999年3月16日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时说的一句话。他是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论世纪之短长的,1914年以前国际关系还是沿袭19世纪的格局,而1989/90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历史发展新纪元。此种看法有无道理,这里不作讨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是20世纪对世界发展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国家之一。     

中美两国“和平崛起”之比较

国际关系中一个经久不变的现象是:当霸权国的地位受到崛起国的威胁时,它们之间的竞争有可能演变为冲突。现实主义认为这种导致战争风险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和平崛起"理念恰与现实主义这种"霸权易位、战争难免"逻辑相反。中国近十多年来一直承诺要"和平崛起",而且可能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启动之时就已经奉行"和平崛起"政策。回顾历史,能够声称自己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大国可能只有美国。中国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试图和平崛起的大国,考察它们各自历史经历的异同是一项有研究价值的工作。美国崛起于1865—1945年,在时间上比当今中国的崛起早一个世纪,虽然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崛起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但如果有经验可供借鉴的话,中国可以从美国崛起之路学到哪些?本文在深入分析"和平崛起"的含义和中美"和平崛起"的案例可信度的基础上,比较当今中国的崛起过程与19世纪晚期美国崛起之路的主要相似点和不同点,得出了可供中国与国际社会参考的六条经验。     

21世纪以来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徐以骅教授访谈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中世俗且具实证性的研究领域,宗教及向来与国际权力体制没有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在其中难有一席之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宗教的政治化趋势及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尤其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世俗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传统看法,引发和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甚至"范式转移",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那么,如何评价全球宗教复兴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冲击,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有何特点?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涂怡超专访复旦大学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徐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宗教、中国基督教等,著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等。     

国际格局研究的现实主义取向和“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科整合研究之一

国际格局研究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理论属性和取向,有关国际格局的理论深深地植根于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假定之上,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分析逻辑,特别是它还被现实主义导向了同外交政策的实用联系。现实主义本身既具有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洞察力,又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局限性,这两方面的特点必然影响到国际格局研究的理论品质。以此观察中国关于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国际格局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取向和理性主义的内涵逻辑,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西方话语霸权之下,它营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现实主义语境,为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是,从学科的进一步整合来看,对于国际格局的研究仍需要结合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做出内涵和容量上的扩张,以使这一概念更加适应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     

时代主题的争论与(新)现实主义

邓小平的时代观是国家战略与世界特征的结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任务与形势的统一,是"问题"和"主题"的统一.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并不能从理论上否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同战争表现为常数一样,和平也可以表现为常数.(新)现实主义存在着解释上的漏洞,已无法适应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     

日本为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日本型现实主义为例

日本型现实主义试图结合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可以为日本的外交政策提供建议,却无法为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提供帮助。原因在于,日本的国际政治研究过于关注外交政策,没有区分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的不同,以及排斥社会科学方法论。随着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成熟,国际关系大理论创新的空间日益缩小,日本学界如果想要在国际关系中层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上做出系统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理解、接受和合理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论。     

科技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技发展是推动世界发展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其中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创新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全部时代的总和（关于科技革命的次数，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人认为存在二三次，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与实践意蕴——王存刚教授访谈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作为现实的一种折射,国际政治研究也有不少新的课题与新的困惑。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无疑是国际关系最新发展的主要动能之一,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自然也是国际学术共同体里面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从本期起,本刊以"专访: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发展"为题设置专栏,由编辑部特约记者以访谈方式,邀请相关学者,就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同领域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现状与前景进行归纳、梳理和展望,以便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整体画面和最新动向,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内部沟通并加强与外部的交流。21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如何?后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哪些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其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毅就上述议题专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王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目前正在撰写专著《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实用主义对法学研究之影响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在实用主义大旗下派生出的分支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逻辑经验主义",20世纪初在美国发展成一种哲学运动,到现在仍然是一种非常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它把哲学从一种人生观的思想体系降为研究问题和澄清信息的批判方法,把知识解释为一种评价过程,为科学探索的逻辑作为人们处事待物的行为准则。本文着重从其所掀起的现实主义法学浪潮探讨实用主义对法学研究之影响。     

从“安全困境”走向安全与生存——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阐释

约翰·赫兹最早提出了"安全困境"的概念并形成了理论体系。借助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的"国内类比",他最早明确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体系结构要素,并且强调国家间关系无关人性善恶,主要在于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特征,由此否定了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必然冲突的悲观论调,为国际合作预留了空间。通过分析核时代的国际特征,赫兹将"安全困境"细化为"核武困境"和"生存困境"两种不同的类型,对应提出了"护持"和"普世主义"的理论应用,既给出了如何应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办法,也对当下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启示性。冷战结束后,"安全困境"理论运用有从国际领域扩大到国内领域的趋势,它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研究范围等诸多方面。     

三十年来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若干问题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弊端在于,对"理论"的界定过于狭窄,将理论与中国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的努力颇为不足,而且形式主义和执迷于搬运西方理论的倾向相当严重。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不可迷信和滥用科学主义方法,倚重历史—哲理思考以及文学透视的传统方法仍然应当是首要依靠。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中的经典现实主义成分非常重要,但须正视现实主义在学理、思想方法甚而价值取向上的弱点,用适当的非现实主义成分予以纠正和补充。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生成必须借助中国现代传统、中国前现代传统和西方思想这三类资源,其中,中国现代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最为重要。     

《国际格局论》一书出版

李义虎教授所著《国际格局论》一书2004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系统研究 国内有关国际格局研究的成果,并参照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结构"(体系结 构),以及新自由主义关于"国际结构与过程"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国际关系学界普遍关 注的国际格局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1世纪以来世界史与国际关系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刘德斌教授访谈

21世纪以来,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新气象。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特别是世界史学者有意识地跨越学科界限,参与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为当今世界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为崛起中的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考。那么,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的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状况何如?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如何看待其未来发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王海媚专访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斌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史、英国学派理论和公共外交等,著有《美国世界战略》和《撒切尔夫人传》,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二版),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等。     

大国间的政治只能有悲剧一途?

正纵观近些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其执政精英似乎是全盘照搬了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约翰·米尔斯海默是我很欣赏的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他好就好在直面国家政治的本质,剥去了一些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虚伪面纱,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获取尽可能多的国际权力是大国博弈的根本所在。由此他考察了美国200多年的历史,认为有时"碰巧"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逻辑都指向了相同的政策。在这     

被中国“肢解”的日本经验——专访日本前中央银行副行长绪方四十郎

在日本汇率改革时代主管日本中央银行国际关系的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先生,目前是三边委员会亚太区副主席及"the Group of Thirty"荣誉成员。1950年至1986年,绪方四十郎先在日本中央银行东京、伦敦和纽约等支行工作,后升任日本中央银行副行长,主管国际关系。1986年至1991年他也曾出任日本发展银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