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马克思总体性视阈下的人的发展问题探析

从古希腊、中世纪的思想家到黑格尔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总体性思想,马克思从现实中的人出发,论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思想。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性所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人的总体性,马克思从人的本质的总体性、人的存在的总体性、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等方面论述了人的总体性思想。马克思关于人的总体性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党的先进性建设在"两新"组织中的时代特征和实现方式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党的先进性建设在"两新"组织中具有鲜明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三大特征。"两新"组织中党组织的具体功能包含:服务或支持"两新"组织的发展;传输和反馈社情民意信息;引导和监督"两新"组织的发展方向;管理和教育"两新"组织中的党员发挥先进性作用。党的先进性建设在"两新"组织中的实现方式,主要的有思想引导和理论教育方式、创新党组织设置和组织整顿方式以及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方式。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领域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在社会管理视野中考察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出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实践表明，社区社会组织推动了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创新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充分发挥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推进自律自治、形成社会认同、促进多元融合、集结公民意愿、实现利益表达等作用。同时，政府需要提供完善的制度框架和健全的政策法规来为其营造良好环境，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也需要拓宽领域，创新方式，特别是将社会治理理念融入实践。     

社会治理视角下基层残联组织发展的对策

社会治理视角下基层残联组织发展是适应发展新特征新变化的时代课题。基层残联组织要运用以大数据支持、信息导向和云服务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坚持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操作规范化、协作化为运行原则,建立"一核多元"的秩序化的运行机制。应鼓励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健全残疾人制度体系,完善残疾人法律依据;以人为本,建构全面的福利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实现残疾人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我国弱势群体的制度特征及制度化保障

我国改革中形成的弱势群体具有群体同质性和弱势因素高度重合性两大制度特征。由于现有社会保障制度相对稳定,而改革过程中新的弱势群体还会持续生成,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实际之间必然存在着滞后效应,表现为城市中以单位为载体的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空白,已经不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全面的保障。目前的制度设计应当以住房、大病保险和教育保险为立足点,同时加强制度创新,以组织建设提升新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增强这些群体自我发展的能力。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缘由与展望

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就是去除社会组织的行政化色彩,还其社会组织自治性、志愿性、独立性、非政府性的组织特征。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改革有其历史和内在缘由,广州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新尝试,包括制定相关法规推进社会组织"去行政化"、解决社会组织主动依附政府体系问题、应对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后的生存发展问题等。基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的发展方向。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创新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是社会建设领域的关键问题之一。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社会组织提供经济支持和活动空间,不仅推动社会组织发展,而且促进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将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交流关系,不仅推进社会自我治理的发展,     

公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总体性社会"在短时间内发生解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调整,社会组织获得较快发展。然而,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还需要突破诸多瓶颈,亟待进行相应改革。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着发展空间不足、不能有效参与政府决策、自身存在"行政化运作"发育缺陷及缺乏法制保障等问题。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需要在深刻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基础上,重点做好转变政府观念,建立健全政府资助机制,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及完善法规体系等工作。     

多元协同治理如何助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于R县“村超”赛事的制度分析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村超”赛事反映了社会、政府和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协同合作生产模式,该模式起源于社会公众的自组织行为,即公众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协同治理通过社会酝酿机制、市场助推机制、议程吸纳机制和行政赋能机制提升合作生产治理效能;多元协同治理下的合作生产是多层行动舞台联动的产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针对不同层次行动舞台和合作生产所处不同阶段,上述四种机制的运用需要考虑其权变性和阶段适配性。将合作生产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相结合拓展了合作生产的理论体系,此外,基于典型案例阐释中国情境下的合作生产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也具有创新性。     

从资金筹集看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社会资本运作——对两河社区牛行组织成员的调查

文章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以牛行组织为例分析了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经营资金筹集情况,以期在了解社会资本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运作情况及其对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并预测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在专业合作组织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功效及变迁。     

我国社会组织的演进历程、现状与发展路径

通过分析我国社会组织演进中的量变拐点,揭示了政治因素一直影响其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因素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由于政治因素长期较为严厉的规约作用,至现阶段,尽管我国社会组织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整体上,其发展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在人均拥有量比较少、区域服务领域分布不够合理、综合实力比较低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水平,政府须改革体制机制,降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从政策和资源层面加大扶持中西部社会组织发展的力度,并稳妥地引导倡导类、维权类社会组织有序发展;而社会组织自身也须努力健全组织构成要件,力争获得合法身份,积极招揽人才,尽力汲取资源,大力加强组织之间的合作。如此,社会组织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三重机制与变革路径

政府购买是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重要途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融合创新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的优势,并呈现出新的供给机理和特征。在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实践中,三重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困境,制约了政府购买的效果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三重机制的问题分析,在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渐进改革的推进中,要加强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中的政府引导,完善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以增进竞争为核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程度,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为核心增强公共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以理性的社会参与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社会基础。     

多中心理论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研究

"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公民和社区组织的参与,凸显社区组织在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作用。但目前,社区组织参与社区事务仍存在制约因素。因此,须将社会组织的发展纳入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强化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水平;深化制度改革,加强社会组织与其他社区管理主体的合作等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建设第三中心。     

泉州市社会组织作用发挥问题探究

目前，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正逐渐受到重视。福建省泉州市社会组织总体发展快，但发展不平衡，并且存在大量体制外有影响的社会组织，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很微弱。存在的制约因素是政府心存戒备、制度建设不健全、公共服务类很少、实力普遍不强、公民意识较差。要充分发挥泉州市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就要提高认识，转变发展思路；加快制度建设；构建政府培育扶持政策体系；重视公民教育，培育社会文化基础。     

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困境与出路——党和社会组织关系的视角

相对于政府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是一种新路径与新思路。税费改革后,农村建设面临着农村基层组织功能与行为方式重新定位,以适应农村发展。由于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自身问题,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广度、深度与效率都不够。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存在功能转换困境以及实现途径与方式的创新问题。党和农村社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都存在着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而基层党组织和农村社会组织的互助互动合作则是解决两者困境的有待加强的实践取向。对此,结合党和社会组织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创新党和农村社会组织的合作方式与途径则是当务之急。     

论公共组织整合的三种模式

在关于组织的宏观理论研究中,现在去探讨未来组织的制度和体制显得为时尚早,然而从组织的整合机制入手,却可以把我们导向设计未来组织制度和体制的正确方向。在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坐标中,我们看到公共组织发展史实质上是权威整合、竞争整合和合作整合这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组织整合机制的依次介入并取得主导话语权。和谐社会中的服务行政必然要求和生成以合作整合占主导的三元公共组织整合机制,这也势必要求公共组织从“内、外、上、下”等方面进行通体的合作型变革。     

英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历程及启示

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英国社会组织在创新公共服务供给理念、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促进公共服务整体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简单梳理了英国社会组织供给服务的历史传统,从政府职能理念变革角度回顾了英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变迁,将其分为"自由供给阶段"、"国家供给阶段"、"市场供给阶段"和"多元供给阶段"。总结了英国社会组织完备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管理监督体系、多方面的财政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良性的政社合作关系、社会组织强大的服务能力等四项基本经验,指出了英国社会组织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四点启示。     

以社会组织撬动社区自治活力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政策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生活的行动取向。北京市通州区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州区社区社会组织从治理结构上具有内生性、自洽性和联结性的特征，从治理功能上表现出精准服务、社区整合、价值倡导和沟通政社的优势。社区社会组织基于对居民日常生活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的适恰结合促成了嵌入式治理，为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文明实践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民情再造

新时代文明实践是畅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精神通道的铸魂工程,也是基层社会民情再造的关键举措。有效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不仅要关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运行过程,还要理解个体与情感维度的微观机制。借助空间、资源与行动三个向度的有效整合,文明实践形成了组织与制度层面的良序运行。引入互动仪式链理论,进一步分析组织行动中的情感机制,是理解文明实践微观机制的关键。在情感聚合、情感锦标赛、情感可视化三重机制之下,文明实践实现了情感链条转换、正向情感增能与情感过程管理,基层治理的民情基础也得以再造。情感视角的民情再造解读与"过程—机制"的双层分析,拓展了组织制度分析的局限,丰富了基层治理研究中的微观机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