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关注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对提升青年生育意愿、改善我国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我国武汉市中心城区青年父母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在总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类型上,青年父亲更担心子女教育环境,亲子互动有压力;青年母亲生活调适不足,人际互动有压力。婚姻满意度是影响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首要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青年父母养育的重要桎梏,子女数量是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潜在诱因。为重构青年养育的生态圈,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三方面提出缓解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对策:第一,青年父亲加强育儿参与,青年母亲注重自我调适;第二,青年父母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加强亲职学习并做好生养规划;第三,政府适度分担养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     

“该生”妈妈为何不生?——基于重庆市10位母亲的深度访谈

在"育儿难""育儿贵"的诉求下,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托育、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展开,力图回应青年父母"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该生"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为探究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本文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这批妈妈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本文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     

为母职赋权：产育期妇女“参与式社区支持系统”的搭建

三孩生育政策公布以来，已有政策和研究仍然大多聚焦于如何激励生育行为，少有研究关注如何在社区生活层面提升女性的产育体验和主体价值的重要性。本研究将孕产期、育儿早期和后育儿期三个阶段的产育期妇女视为既相互区别又前后关联的整体，通过开展兼具系统化、针对性和成长型的社会工作服务，帮助产育期妇女链接社区层面上的社会纽带和外部资源，助力她们在母职实践过程中自主意识的增强和行动能力的成长，并在相互陪伴和支持下成为社会参与和社区建设的主体。该研究亦可被视为通过社区层面的相互支持和母职赋权，来抵抗个体化时代下孤立且焦虑的制度性母职的尝试和探索。     

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的制度设计及对中国的启示

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是中国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日本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时间更早、程度更严重。为此，日本政府多手段并用构建育儿支持政策体系，税收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采取各税种相互配合、与社保通盘考虑的方式，以适应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强化税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中的功能，促进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同时，从家庭整体角度出发，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促进女性就业与育儿平衡发展。日本育儿税收支持政策的设计特点与经验，可为中国提供一定的借鉴。税收政策可以与其他政策相协调，共同构建育儿支持政策体系，营造育儿友好的社会氛围，创造就业和育儿可以兼顾的工作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青年婚育态度与生育政策的国际比较

近年来,青年婚育态度较过去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深受全球化与个体化进程的影响,当代青年晚婚晚育已成为主流趋势;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转型与社会保障功能与相关配套措施相对缺席的情况下,青年普遍生育意愿不高。在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当代青年的生育态度对三孩生育政策的有效推进落实至关重要,其中持续完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是帮助青年人走出“恐婚”和“恐育”状态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针对当代青年的婚育态度与生育意愿进行深入探讨,并从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政策、儿童照料支持与女性工作—家庭平衡、性别平等的生育支持政策等,对法国、英国、日本、韩国、北欧等发达国家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进行分析比较。在此基础上,结合“七普”数据,对我国总和生育率情况以及青年婚育状况与问题进行分析,参考国外生育支持政策的具体实践,提出应建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家庭生育支持政策,促进生育问题上母职与父职同等的责任感,促进生育支持政策与其他保障体系的连贯性。     

流行育儿杂志中的母职再现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母职是一种社会建构。通过对当前流行育儿杂志《父母必读》2012年全年12期中相关文本的分析,文章从科学的母职、消费的母职及工作与家庭关系中的母亲角色三个方面描绘了杂志中的母职图像。结果表明,杂志再现了一种理想的母亲形象,她们遵循育儿专家的指导、花费高昂、以家庭和孩子为重;专业化、消费市场和父权制共同建构了当前的母职观念;理想的母亲形象满足了国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对于提高人口素质、促进消费以及公私领域性别分工等多方面的需求。通过此种母职再现,流行育儿杂志协助维持了女性、国家与市场之间动力关系中的各种社会权力结构。     

生育支持的制度、观念与文化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索

探索一种支持生育的有效路径是解决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须。有效支持生育的路径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必须保障女性权利，促进家庭发展，这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两个面向，也是根本；二是政策要兼顾系统性和实践性，既要宏观—微观纵向统筹，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也要各部门通盘协作，互相配合，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和民众三种主体的共同体，打造生育友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这是关键；三是改变有关生育的观念和思想，直面经济理性论、个体主义等理念对生育意愿的思想制约，培养超越理性计算的以人为本理念、超越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使命感，重视女性主义内部对家庭的积极意义、关怀—关系性的女性特点的探索，重建愿婚愿育的价值感和心理，这是核心。生育支持的制度和观念建设推动重塑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一方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性别文化，尊重并鼓励个体自主，积极践行性别平等理念，也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中将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与基础的传统；另一方面，要用中国文化医治极端个体主义带来的弊病，用性别平等、尊重个体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改变传统家庭中的不平等，在中西互鉴、古今互映中推动实现人口均衡发...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全面‘二孩’背景下的育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正>随着"二孩"生育政策的全面放开,育儿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妇女发展议题愈发引起中国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育儿问题不仅与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紧密相关,也是关系到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2017年9月16-17日,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妇     

贵州:出台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正9月20日,贵州省民政厅印发《贵州省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总体要求、参与范围以及支持引导措施和监督管理规范等。《办法》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支持力度,完善政策体系,搭建服务平台,强化信息导向,做好宣传引导。具体要做到:一是建立协调服务平台;二是建立社会     

将基层党组织“安全屏障”工程创建活动落到实处

一、高标定位,严把"安全屏障"创建标准 搞好党组织"安全屏障"工程创建活动,必须深化认识、更新观念、界定标准,着力从"三求三变"上做文章. 一是认识求新,变务虚为务实.要牢牢把握认识在实践中深化,实践在创新中发展这一主旋律,教育各级干部走出"三种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走出创建"安全屏障"工程是党委工作,与行政无关的误区;二是走出党组织对安全工作难有作为的误区;三是走出安全管理与党组织建设两条线不好融入的误区.要立足"安全屏障"工程创建,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党务干部树立抓好安全是天职、抓不好安全是失职的观念.从而,进一步加深对创建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和对"安全屏障"内涵的理解,增强抓好创建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生育支持对女性职业中断的缓冲作用——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为基础

因生育中断职业是女性职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政府、用人单位通过提供相应的生育保险和社会服务,家庭通过分担婴幼儿的照顾等对女性生育的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女性的职业中断比例。针对当前政府和用人单位在女性遇到生育和职业发展冲突时支持明显不足的现状,应不断完善生育保险,降低女性生育成本,解除职业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不断增强托幼园所建设尤其是社区托幼等公共服务支持,建立支持妇女就业的工作与家庭平衡机制,以降低女性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的可能性,促进女性平等就业。     

实现就业与育儿兼顾需多方援手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与妇女及其家庭的需求和利益密切相关。妇女是生育的主体,"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要兼顾妇女发展,才能使政策尽快落地。为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贯彻落实,帮助男女两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对妇女发展友好的社会环境,《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就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出台配套措施、加大社会服务供给、借鉴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健全托幼服务 推动女性工作与家庭平衡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与妇女及其家庭的需求和利益密切相关。妇女是生育的主体,"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要兼顾妇女发展,才能使政策尽快落地。为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贯彻落实,帮助男女两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对妇女发展友好的社会环境,《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就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出台配套措施、加大社会服务供给、借鉴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从性别与发展视角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的顶层设计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2013年11月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也与妇女及其家庭的需求和利益密切相关。妇女是生育的主体,"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要兼顾妇女发展,才能使政策尽快落地。为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贯彻落实,帮助男女两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对妇女发展友好的社会环境,《妇女研究论丛》编辑部邀请有关专家,就如何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出台配套措施、加大社会服务供给、借鉴国际经验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方向指引和重要举措。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有内涵和外延之分，需要平衡好婚育行为与观念、不同孩次政策对象、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公域与私域、不同主体利益等关系。为此，构建全生命周期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将诸多因素纳入考量范围，特别是融入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宏观结构，评估规范性要素、规制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等中观过程，客观看待育龄夫妇双方、多代际家庭的微观博弈，使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同向发力，共同形塑一个韧性制度框架。     

大学生求职择业的不良心态和误区透视及其调适校正

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择业中 ,由于社会和个体等原因 ,部分大学生表现出种种不良心态 ,陷入就业误区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求职择业观 ,调适就业心理 ,克服和避免不良心态的干扰 ,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帮助大学生择好业、就好业是高校每个就业指导者的当务之急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蒙氏妈妈”与“蒙氏育婴师”:育儿知识的本土市场化研究

不同于以往关注育儿实践的母职研究和关注全球化的育儿知识传播研究,本文通过“本土市场化”这一框架来分析不同阶层的母亲在与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互动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以及她们在本土情境中对蒙台梭利育儿知识的吸纳和运用情况。本文发现,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激烈的教育竞争”和“兴起的育儿市场”所构成的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中,从自身不同的经验出发,对来自西方的蒙台梭利育儿知识进行部分吸纳和利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体：城市中产女性形成矛盾和焦虑的“蒙氏妈妈”主体,农村务工女性则形成“不专业”的“蒙氏育婴师”主体。前者通过社群支持和“选择性吸纳”蒙氏育儿知识来缓解自己的矛盾和焦虑,而后者则通过“工具性使用”蒙氏育儿知识来完成工作和促进家庭发展。二者的回应策略也成为以蒙台梭利为代表的西方育儿知识本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