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园暴力的规劝——社区矫正施予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可能性

校园暴力既是国际社会青少年犯罪的特殊类型,也是青少年受害的主要因素,它威胁着象牙宝塔的神圣和安全,也对处在心理生理发育期的青少年造成了极端负面的影响。对青少年不良行为施予社区矫正,既能立足于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也能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工作的发展。     

以儿童福利为视角的中国少年刑事司法改革论

少年刑事司法是新型儿童观、刑罚观的反映。少年刑事司法改革根源于刑罚观的变革与儿童观的变革：当刑罚不再是单纯的报复，教育和个别化理念主导刑罚观念：当儿童被视为不同于成年人，应当受到不同于成年人的对待，新型儿童观正在不断形成和科学化。少年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是将少年违法犯罪行为与成年人犯罪加以区分，形成适合少年生理心理过程的审理组织、审理方式和处理措施。     

合作治理视域下校园警务模式的构建

校园安全已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合作治理理念为校园安全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理论框架下对校园警务模式进行理性分析,克服多元主体参与的校园警务障碍性因素,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新型校园警务模式是应对校园暴力的理性选择。     

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适用中的审思与突破

科技理性的纯粹化催生了生态风险的社会化,内生于此的风险预防原则因具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生态环境无损害则无救济”思维范式的价值功用而在环境司法中获得充分的适用空间,其内在价值主要体现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视域下对救济性环境司法的“补充功能”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视角下对行政权在环境风险规制中主导地位的“督促功能”。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裁判中适用虽已初具共识,但仍面临作为适用依据的体系性法律规则缺失、作为核心要素的“重大风险”的认定存在困境以及作为适用场域的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呈现“单轨制”运行特征等三重困境。为进一步发挥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作用,需要以环境保护法规定的预防原则为接口,塑造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法典中的文本表达方式;以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适用的核心要素——“重大风险”为概念起点,完善“重大风险”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以确保司法权的谦抑性为前提,拓展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适用场域。     

创新校园安全的风险治理和科学管理体系

近年来,国内外校园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学校安全稳定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持续完善学校安全稳定的能力、科技、制度等多领域保障的同时,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也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当前学校风险治理需要从风险特征、管理对象、管理主体、媒体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创新风险治理,建立健全科学管理体系,全面维护学校的安全和稳定。     

失衡与矫正：少年刑事司法的边界探讨

在刑事法治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全球性趋势下,未成年犯罪人的处遇也正朝着非监禁化、适用柔性程序的方向发展。顺应此种趋势,本文将着眼于当下中国法治的语境来探讨我国少年司法的边界究竟在何处,进而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当做法提出矫正措施。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     

“校园贷”类P2P平台面临的风险隐患及监管对策

"校园贷"类P2P平台与传统借贷和信用卡相比,具有门槛低、零首付、额度大、放款迅速和快捷方便等优点,同时也存在信息审核不严、高利率、高违约金等风险,并会进一步衍生暴力逼债、高利贷、非法经营、交易欺诈等违法违规问题。应切实加强"校园贷"类P2P平台监管,明确P2P平台监管主体,完善监管制度规范,全面排查风险,强化宣传防范和分析预警,开展专项打击,督促"校园贷"类P2P平台加强行业自律、守法经营,堵塞监管漏洞,推进"校园贷"P2P金融服务平台规范运作。     

可怕的暴力维权学

一款名为《钉子户大战拆迁队》的游戏正在网络上迅速蹿红。游戏开始后,不断有拆迁人员冲向“钉子户”的楼房。玩家每打倒一位拆迁人员,可获得相应的金币奖励。游戏共有六个常规关卡和一个生存模式关卡,随着关数增加,难度也越来越高,会不断出现新的拆迁队。     

结构性嵌入与过程性吸纳：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可持续性机制——基于浙江“千万工程”的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其可持续性机制尚未得以有效揭示。以浙江省“千万工程”二十多年实践为例,对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结构性与过程性要素及其蕴含的逻辑链条进行考察发现：推动乡村治理模式可持续创新和不断制度化的要义在于国家政权通过组织嵌入、项目嵌入与精英嵌入实现自上而下的结构嵌入,乡土社会则经由自下而上的过程吸纳达到美丽宜居、共同富裕、城乡融合的累积性功效。面向未来的乡村治理,必须把握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体系化脉络,构建国家组织与社会多重互动的可持续性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城市风险的“超辖区化”特征导致我国属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控模式可能陷入失灵困境,建立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回应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完善关于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治理体制,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组织体系,理顺各类机构的职能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和信任机制,以促进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更加规范、持久地运转。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具有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为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提出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治理农田水利的国际模式

今春,我国西南地区一场罕见的大旱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农田水利设施上来。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究竟是谁的事？如何投资管理才最有效？对这些问题,国际上目前还存在着争议,但在各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两种主要的模式：“世行共识”和“东亚模式”。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模式及司法成本分析

迄今为止,我国已累计出现10余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这些案例既是能动司法理念对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的突破,也提供了公益诉讼的若干原告模式。比较不同模式的司法成本,不难发现,以检察机关为主,以政府职能部门和环保组织为辅的联合原告模式,最易于降低司法成本和分散诉讼风险,对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可持续发展最为有利。     

从“失学少年”到“失足青年”的生成与治理——农村教育贫困的一种文化学解释

借鉴并改造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理论框架,尝试从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家庭文化和个体文化等四个维度对农村教育贫困问题进行文化学解释。在此基础上以某"诈骗乡"为个案开展教育调查发现:社会文化的"江湖"化会造成学校内部反学校文化膨胀,加上家庭文化中"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心态并存,个体在就学中容易倾向于短期投机行为,在初中阶段产生大量"失学少年",并在不良社会文化的浸染下容易参与集体投机诈骗行动,成为"失足青年"。新时代精准治理农村教育贫困问题,一方面要精准识别农村教育贫困对象和文化根源,尤其要净化教育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要综合考虑文化与政策的因素,引导目标群体产生良性教育文化和生活方式。     

风险社会中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困境二者存在着内生关联性.处于高速发展期和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形势堪忧,由于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我国政府管制主导型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存在着食品安全监管理念的偏差、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置的不合理、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不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效力的不足以及食品安全监管评估的欠缺等问题.因此,未来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应从面临的困境出发,在批判反思现有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多元协同治理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模式.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行政自由裁量的问题与治理模式研究

对行政自由裁量需要理性地看待,它既有合理存在的现实土壤,又有被不正当运用的风险。从正反两方面阐述行政自由裁量的两面性,并对构建一个多维度的行政自由裁量理想模式进行了设计,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行政管理的良性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