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后香港经济前景乐观——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会长吴连烽谈香港经济前景

1997年日益临近,人们对香港的经济前景有种种猜测。有人看好,有人担心。担心者疑虑: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及金融中心的地位会不会受到影响?香港经济发展的优势能否继续保持?香港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会不会被其他地方所取代?对此,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会长、南洋商业银行副总经理吴连烽先生认为,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及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一国两制”的政策将使其各项基本优势在九七年以后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发挥作用,九七年后香港的经济前景仍然看好。 香港成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 吴连烽首先指出了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几个基本条件: 一是地理位置和时区对香港十分有利。香港地理     

他的一颗中国心——访香港知名人士胡应湘

胡应湘先生近几年不辞劳苦地往返于香港内地,已有一百多次了。胡应湘先生早在三年前就决定把资金投到国内建设中来。他也是最先提出在内地修建高速公路设想的香港实业家。今年二月,在他又一次到北京时,本刊记者访问了他。     

关于团结

李瑞环一次访问香港，一位记者问：“您刚才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这是不是指香港；人不够团结？”李瑞环答：“如果!我祝你身体健康，是不是指你身；体不健康呢？”听到这一回答，许多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     

上海滩最大的华侨银行

1920年,中国报业史上久负盛名的《申报》馆董事长史量才,在上海接待了一位来自南洋的华侨巨商黄奕住先生。一方是报业巨子,一方是侨商巨子,两位巨子的第一次握手,酿成中国金融业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们决定联手创办上海滩上首届一指的华侨银行。由于这个银行是由中国金融界和南洋华侨合作经营的,所以命名为“中南银行“。     

走访以色列(下)

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正是中东和平进程遇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以色列内部争论也非常激烈。我们先后会见了两位议员,4日见左派议员娜米·恰赞女士,5日见右派偏左的梅鄂·希特里特先生。意见尖锐对立。 娜米女士去年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我按照中国的习惯从寒暄开始,问她对北京的印象如何,她一般地讲了几句。紧接着,我进入主题,问:“中东和平进程目前陷入僵局,你对局势有何看法?”娜米女士直一下身子,长长地喘了一口气,眼睛也红起来,好象一个摩拳擦掌的战士终于听到冲锋号一样,喃喃地说了一句令我惊讶的     

八佰伴看好中国市场——访日本八佰伴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和田一夫

在著名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办公大楼最高层第50层一间简洁的会客室里,日本八佰伴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和田一夫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不无兴奋地历数了八佰伴集团总部迁至香港三年来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情况:     

曹聚仁为什么去香港——《曹聚仁的又一谜》读后

傅艾以先生来找我,说曹聚仁先生的纪念馆在他家乡建成、开幕了,要我为它写一幅字去,我说我的毛笔字见不得人,不能写,他说他们希望我一定写,我这个人面子薄,经他这么一说,就不管献丑不献丑,答应下来了,而且跟着想好了十六个字:“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我想用此也足以对曹聚仁先生表示敬意了。可惜我到现在为止,还在拖,还没有把这幅字交出去。     

点击“细节”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一案已尘埃落定。但值得我们研究注意的是:慕的落马最初是被一位香港记者发现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的。1998年慕绥新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一位香港记者盯住了慕绥新的一身“行头”:衬衫、领带、西服、皮带、鞋……全是世界名牌。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值几万元港币。中国一位市长的月收入怎么能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行头”?这位记者在香港一家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其潜台词     

孙中山第二位夫人陈粹芳

孙中山先生与元配夫人卢慕贞离婚后同宋庆龄结婚,然而孙中山先生尚有另一次婚姻,即在卢慕贞之后,宋庆龄之前,还有一位被遗忘的革命伴侣——陈粹芳。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奔走于香港、澳门、日本和南洋等地宣传革命。那时,总有一位女性陪伴其侧,追随(?)助他从事反清斗争。这位女性是陈粹芳。她有着     

绿化“文化沙漠”的香港作家

由商业文化统治的香港有没有文化人?被通俗小说主宰的香港文坛有没有纯文学?如果浮光掠影地看,你很可能会得到否定的答案。因为在香港,政府不养文人,功利观念极强的市民也并不青睐文化。当作家只能靠狭窄的文化市场生存时,市场需求便决定了文化的导向。有人奇怪:香港的报刊、影视为什么只图热     

无人售票究竟能不能行得通?——与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施明德一席谈

记者:听说深圳市92年试行无人售票,而广州则从去年开始试行无人售票,请问无人售票在中国究竟能不能行得通? 施明德:我觉得,广州搞无人售票试点是非常成功的。这一成功经验,不仅在中国南方可推行,在内地同样也是可行的。无人售票,最大的好处当然就是减少了司乘人员,这肯定是中国公交企业走出困境的一条好“路子”。 看看香港、澳门,人家的公共巴士都是有钱赚的,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亏损?分析一下,票价是我们亏损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     

应对挑战寻求发展机遇

1999年“两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担任总理刚满一年的朱镕基就1998年的形势说了一段引起国内外共鸣的话:“过去的一年我感到非常难,这个困难超过了我预料的程度。第一,我原来没有估计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第二,我国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也超出了我的预料。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在以江泽艮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站住了,这两个困难我们都挺过去了。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了一句:‘来之不易’呀！。”     

顺德人的先行先知

新闻界几位朋友不久前到珠江三角洲的顺德调查,听到一位工人说:“我没去过西方,也没去过香港,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我就觉得现在的顺     

港商王彼得谈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

去北京等地出差,几乎所有见到的朋友都提起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问题,辽宁人更是谈老工业基地振兴,全国各地都在关注这个问题。那么,外商是如何审视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呢?他们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一定会有独特的感悟。为此,本刊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祖籍辽宁的香港商人王彼得先生。王彼得先生是香港冠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辽宁省政协委员,在内地有巨额的投资。记者:王彼得先生,您对中央制定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有何看法?     

先生永在——悼念刘振夏同志

正8月7日早晨,民进苏州市委会副主委徐圭逊先生电话告诉我:刘振夏先生走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每年春节,我们都互致问候和祝福,从来没有听说先生身体不好的消息,更没有听说过他住院治疗,只知道他仍然像过去那样勤奋地画画,仍然像过去那样撕掉的画比保存的画多出很多,只知道他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自己的展览,把中国画的精神与风韵传播四方。怎么没有任何预兆地一下子说走就走了呢?当我还沉浸在悲伤之中时,手机中收到了这样一     

迎来人才辈出的科学春天——与两位获奖院士的对话

2001年 2月 19日，首届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颁发。获得这一殊荣的是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银发满头、精神矍铄的吴文俊先生向记者描述了他得知获奖消息时的心情：“我能获奖有些出乎意料，当然感到非常荣幸。去年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一奖项的设立，当时我认为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想到数学家能得这一奖项，我能获奖不但是对我的非常大的鼓励，而且涉及我国对数学地位的评价问题。” 　　袁隆平院士是这样向记者描述他得知获奖消息时的心情：“得奖既是鼓舞，更是鞭策。这个奖是奖给农业战线…     

访上海科技人才开发银行

上海出现了一家奇特的“科技人才开发银行”。最近记者访问了这家银行的负责人周玉麒同志。 “科技人才开发银行与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有什么区别?”周玉麒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谈起了目前人才交流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去年六月,上海科技开发交流中心的“人才交流服务部”成立后,前来登记的各类科技人员近五千人,而实际办理调动手续的才三百人。他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才交流服务部只是起了个牵线搭桥的作用,没有直接的调动     

有多少声音是非听不可的

发明大王爱迪生,从12岁就再 也没有听过鸟叫,永远与歌 声、笑声无缘,但发明成果却层出不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发明一种助听器供自己使用,他反问:“你在过去24小时听到的声音中,有多少是非听不可的?”显然,爱迪生并不是说耳朵没有作用,而是说,如果耳朵听取的都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即使有一双耳朵,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有的领导干部整天忙于迎来送往,就像华威先生所言:“忙呀,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恨不得一天不止二十四个小时。”我们不妨套用爱迪生的话来问:在过去24小时所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事是非做不可的?有的领导干部…     

警钟响了

有人说: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知之太少。我叹为知言。举个我自己蔽于昔而不知今的例子说一说。 记得三年前,读到秦牧的《新加坡戏剧性的一天》。文中提及,有位新加坡工商界人士对秦牧说:“新加坡还有一个好处,我们这儿没有贪污。最少,贪污的事情,我们极少极少听到。这样,国家的资金就不会被装进私人腰包,而是可以集中到经济发展上去。”我读后的心情,宛似古代诗人听海客谈瀛洲时一样,又惊又疑。 我的惊疑并非没有根据。 40多年前,我有海外之游。据我所知,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社会公害中,其一就是公职人员贪污     

“人总是要有点儿精神的”——张兴让答本刊记者问

在召开七届“人大”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满负荷工作法”的发明者、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同志。他就实行满负荷工作法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记者:您发明的“满负荷工作法”已享誉全国,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推行这种新的工作方法,会使工作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加,职工能适应这种变化吗? 张兴让:确实有人不适应这种变化。长期以来,我们实行“铁饭碗”、“大锅饭”的政策,把人吃懒了,把我们民族的勤劳美德吃掉了。一部分人松松垮垮惯了,一下紧张起来确实受不了,我也听到各种各样的牢骚。为了振奋职工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