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集体行动考察报告

去年中国所发生的多起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具有如下之特点：此类事件多发生在产业链长而紧密的汽车行业且影响巨大；工资过低成为劳资矛盾的核心问题；抗争事件都是由工人自发组织的。此类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有其三：一是劳动关系已完成市场化转型；二是劳资矛盾已发展为社会突出矛盾；三是金融危机给劳工权益保障带来新问题。针对这类事件，一些地方党政领导、企业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已作出认真反思，并采取一些相应改革措施。而中国工会职能作用的进一步体现，将取决于中国工人的意愿、中国社会基本制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     

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评述

当前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环境抗争已成为民众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一种常态形式。国外环境抗争的研究重点是环境公正问题,而国内的研究热点则是环境抗争中集体行为发生的原因及策略。从集体行动理论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可以分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三个层次。具体而言,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成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日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空间;抗争话语与符号等文化情境影响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成败。     

互联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网络大数据的研究框架建构

互联网集体行动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集体行动形式,给全球政治格局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目前互联网集体行动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困难重重,需要建立更为完善和成熟的互联网集体行动研究框架。互联网集体行动从微观到宏观的理想动员结构为"舆论动员(公共性形成)—公众参与—集体行动"。在互联网集体行动大数据采集方面,考虑到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实践过程,可能的大数据来源是根据互联网集体行动的发展过程确定事件过程的关键时点,因此应采集关键时点截面的社交网络数据。在互联网集体行动结构变迁的测量方面,结合互联网集体行动事件的实践过程,主要关注社交网络结构、时序扩散网络的测量。     

当代美国利益集团的内在运行机制--质疑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

利益集团是政治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行为体,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甚至形成为利益集团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利益集团的内在运作机制问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关于利益集团的内在机制问题,奥尔森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集体行动的逻辑特别是经济利益集团提供了有限的解释,并没有覆盖非经济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问题.真正周延地解决集体行动的逻辑,必须综合解决人们为什么愿意加入利益集团、集团意见的整合及其组织领导等问题,美国的政治生态为利益集团的生长和活跃提供了这些条件.     

适应、依赖与机会结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企工人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市场经济的成长,重构了工人行动选择的机会结构,而对机会结构变化的回应及能力,决定了工人在生存竞争中的行动能力。差异性资源赋予工人不同的市场能力,越是拥有市场相容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市场的适应和对集体行动的回避。越是拥有市场排斥性资源的工人,越是表现出对企业的依赖,一旦企业依赖难以为继,若缺失预防性正式制度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则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较大。     

当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整合研究：集体行动视角的分析

在中国，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等转型引发诸多冲突性、抗争性的利益博弈型集体行动。将这类集体行动放到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博弈中考察，可以发现此类集体行动的治理取决于居于领导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发整合社会的功能，特别是发挥党在价值、组织和制度等方面治理集体行动的能力，建构治理集体行动、整合社会的政党逻辑。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集体行动机制变迁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集体行动是供给集体物品的行为,共同利益并非志愿合作的充分条件,搭便车将导致"志愿失灵"。而社会资本理论指出,集团成员的决策并非成本收益计算的经济过程,而是受非经济激励影响的社会过程,社会网络将为集体行动创造条件。     

论集体行动中的价值、规则与规范

人类社会是通过集体行动诠释社会生活的内容的,但集体行动必须有秩序,并需要去获得行动的一致性。因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如何获得集体行动的一致性方面,展开了持续的探讨和争论。在此问题上,往往锁定了价值、规则和规范三个要素。应当承认,价值、规则与规范是无法完全割裂开来去加以认识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的关系。但是,在行动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以价值或规则或规范为引导的问题。在工业社会,对集体行动一致性的追求最终指向了对道德本源的形而上探讨,从而形成了昂格尔所说的在欲望的道德与理性的道德之间进行选择的二难困境。然而,在现实的社会运行中,随着官僚制组织的出现,理性的道德战胜了欲望的道德,表现为用规则去整合集体行动,其结果却压制了人性,造就了非人格化的机械系统。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构想了一种既能包容人的个性又能共同承担任务的组织形式——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将告别对规则的依赖,而是在规范的引导下开展行动。     

复杂性集体行动：生成、框架与经验——基于都江堰灌区的全景式案例分析

集体行动是诠释多样性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与个体、治理者与治理对象之间互动过程的显题,公共事物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正在由简单走向复杂,立足中国本土的案例研究与理论转化十分必要。灌区公共事物治理活动自古至今持续存在,本研究基于灌区这一特定集体行动场域,论证了复杂性集体行动的概念生成与内涵特征,以纵贯近2280年的都江堰特大型灌区为研究对象开展基于历史分析和案例归纳的全景式质性分析。基于灌区历史分析和集体本体论构建了中国情境下复杂性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以长时域跨度视角总结了都江堰灌区集体行动的历史经验。作为对解释框架的验证性讨论,锁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灌区集体行动舞台中的关键组织化因素并进行案例经验归纳。分析发现,作为一种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政党嵌入与集体行动能力生成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灌区集体行动经验,是从人民性的行动价值、组织领导力的行动者特质、双向嵌入与适应性制度化的行动者互动、多元的行动者组织方式以及集体行动能力的生成五个方面共同作用实现的。都江堰灌区复杂性集体行动经验丰富了政党嵌入集体行动模式的理论内涵,为其他领域公共事物治理提供了宝贵理论与实践支撑。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逻辑探析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增强参政党民主监督有效性的集体行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民主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但长期以来,这种制度优势并没有在实践中呈现出预期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民主监督效果的隐形集中表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探索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效果不佳的原因和对策,寻求增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有效性方法,应着重提升制度的约束刚性、加强信息沟通、保障行动主体的权利和拓展监督渠道。     

价值累加理论——集体行动的一种叙事框架

本文利用斯梅尔塞价值累加理论分析集体行动的过程，解释集体行动之所以产生的宏观过程以及个体行动者之所以选择参与的微观过程。综合运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一些主流解释框架，在叙事中加入机制分析。     

集体行动的多元逻辑:情绪、理性、身份与承认

根据现代西方的发展历程,民主政治的历史情境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具体形式,文化心理、个体理性、权力结构和身份认同,均为建构集体行动逻辑的社会内涵提供了支点,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对应于多元的集体行动形态.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逻辑、理性逻辑、身份逻辑和承认逻辑,各自凝练了集体行动的局部内容.现代民主的过程表现为选举政治、集团政治和抗议政治的复合体系,多元的集体行动逻辑均可在政治过程的中心或边缘领域发挥作用,其内在的结构性平衡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动态发展.     

地方政府集体行动能力提升之径——以Z市干部考评体系创新为分析对象

从组织理论角度看,政府行为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地方政府集体行动能力既是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维度,也是政府执行力的重要基础,还外化为地方政府机关效能的高低和领导干部作风的好坏。本文以干部考核评价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Z市案例的实证分析,展示了干部考核评价制度如何形成目标导向、信息控制、激励约束三个机制加强政府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控制,促进地方政府集体行动能力的提升。毋庸置疑,政府绝对不能脱离社会而构建集体行动能力,政府一致行动的能力越强,与社会联接就越要紧密。     

集体行动的宪政之维

集体行动是民意表达最集中,也是最激烈的方式。在多元化的当代中国,集体行动大量涌现,且呈现出迥异于西方之中国特色。集体行动是公民表达自由的集中体现,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常态,紧迫性与用尽其他救济是其正当性基础。但在中国,构建良性集体行动的宪政土壤正在培育与成熟之中,集体行动的表现形态呈现出特殊模式。宽容、多元、民主与人权保障的理念将成为未来中国集体行动与宪政精神良性契合的根本原则。     

对奥尔森集体行动分析范式的再视与反思

集体行动理论是奥尔森研究重大政治经济问题所一贯使用的基础理论工具。奥尔森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运用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揭示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集体行动的困难,从而创建了独具特色的集体行动理论和分利集团理论。该范式简单扼要但解释力广泛,尤其对于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重大影响和借鉴价值。当然,该理论也有其运用的限度,在其所采用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所考虑的变量和对博弈过程的分析等方面,集体行动理论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从集体行动理论角度分析公民参与

本文主要介绍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基本内容，并通过与传统利益集团理论及布坎南思想的比较，加深了对集体行动理论的理解。文章利用集体行动理论分析公民参与，进而提出了提升公民参与动力的方式，体现了集体行动理论对行政研究的重大指导意义。     

海洋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反向建构的过程

一直以来,国际海洋制度的变迁呈现出以传统霸权思想为主导的排他性、扩张性和无序性特征,形成从内到外的诉求表征和自上而下的需求导向,最终达到以理性选择和规范性约束并重的制度演变.制度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对优化制度应对全球性问题和促进集体行动有着重要意义.该理论以反向路径研究个体对制度本身的影响,着重讨论制度形成的起源,强调类似于理性主义的选择过程,打破了关注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协调效应的定式思维.探索以制度困境、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为主的要素分析,强调理性主义之外的规范性、关注要素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横向效应,从宏观的角度解释推动国际制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借鉴.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分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权威缺失、结构分化和主体冲突。从集体行动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扩大会增加集体行动的难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集体行动的达成需要主导权威作保障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集体行动的达成需要以科学决策为前提，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律。     

农村家庭养老的集体行动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家庭规模的缩小、养老成本的上升、农村子女思想观念的转变等。为解决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本文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进行了分析,探索了农村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促进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