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和解视野中的犯罪客体价值——对误入歧途的刑事和解制度的批判

在目前国内有关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中,均存在着过度抬高被害人地位的问题,似乎只要被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案件就可以无条件地适用刑事和解。而从本质上讲,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能否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并导致量刑上的从宽处理,既取决于被害人有无刑事实体处分权,也受到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的制约。因此,被害人的谅解并不是刑事和解的核心要素,应当重视犯罪客体在刑事和解中的价值,它决定着被害人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有无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对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几点认识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适用条件和范围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     

论和解不起诉及其制度构建

在传统刑事诉讼程序中,加害人与被害人只能被动参加诉讼,很难寻求和解.近些年我国刑诉法关注更多的是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而忽视了被害人的主体地位.和解不起诉则是在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对刑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一种探索与开拓,它是刑事和解与不起诉制度的对接.从实然层面看,该制度适用于自诉案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适用于公诉案件则于法无据.而个别地方适用于公诉案件的司法实践证明了其积极作用和存在的合理性.从应然层面看,和解不起诉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也符合被害人主体地位回归的诉讼理念和刑法谦抑性的品质,同时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域外有关该制度的立法可资借鉴.因此,该制度的构建和运行应该在遵从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需要对适用范围、程序等具体问题予以研究.     

论和解合同的适用对象及限制

本文认为,和解协议的民法坐标是和解合同,种类繁多的和解协议能否纳入和解合同范畴进行调整,可以通过三个要素进行识别.“和解权”是控制和解适用对象的实质性要素.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被害人之间达成的刑事和解协议实质上为刑事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民事和解协议,可归于和解合同范畴.公序良俗原则从另一侧面对和解合同的适用范围作出了限制.     

浅议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捕前和解机制

对于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而言,刑事和解的达成与否已经成为逮捕必要性审查的重要考量因素.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兼顾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以及诉讼的经济性原则.但是,其适用在降低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因此构建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捕前和解机制,合理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范围以及检调对接程序等,对于准确适用逮捕措施、切实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论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由权力到权利的解读

刑事和解是当事人自行化解矛盾的一种方式,刑事和解权在一定领域内应当视为被害人的一项应有权利,国家在该领域内的部分权力让渡可以看作是被害人应有权利的回归。刑事和解只适用于涉及个体权益遭受侵害的犯罪,需要通过对故意与过失、轻罪和重罪的界分,来确定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范围。     

监狱罪犯伤害案件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初探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诉讼制度，已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有来自学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专家建议稿》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刑事和解制度虽然法律尚未明确规定，     

试论公诉阶段刑事和解机制的运行

公诉阶段刑事和解应只适用于主观恶性程度较小,侵害被害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解意愿真实的轻微刑事案件。为规范办理刑事和解案件,针对当前公诉阶段刑事和解存在的主要问题,应当尊重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正确运用和解达成方式和认定和解情形,妥善处理刑事和解案件,加强对刑事和解过程的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构想

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我国公检法机关开始探索在公诉案件中鼓励当事人和解的办案方式（以下称“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有别于传统的案件处理方式,其主要内容和特点是：（1）强调在遵循平等、自愿、合法原则的基础上,在符合案件事实清楚、加害人认罪且当事人双方自愿和解等条件的前提上适用刑事和解;（2）建立在加害人真心悔过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以经济赔偿换取宽缓处理;（3）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协商,加害人通过赔礼道歉、经济赔偿、提供劳务等取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对加害人表示宽恕,达成和解,化解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4）尽管在名称上称为“刑事和解”,     

检察环节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以某基层检察院为视角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程序,体现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进行平等保护的刑事司法理念。本文拟以某基层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为视角,对检察环节刑事和解的适用进行阐述和分析,进而提出完善建议。     

交通肇事犯罪应慎用和解不诉

刑事和解适用的前提是从宽,适用的案件应为主要针对被害人犯罪的案件。交通肇事犯罪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其性质不适合刑事和解。本文指出在当前交通肇事犯罪高发,打击日益从严的情况下,对交通肇事犯罪较多地适用和解不诉,不符合形势要求,也有悖公平公正。     

用价值判断视角理性审视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其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和解协议。由此可见，刑事和解就是指采用调解方式对刑事案件进行结案，是一种在正式的司法程序以外处理刑事案件的方式，是我国现行司法制度边缘化的寻求矛盾和解的一种非刑法化方式。     

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探究

刑事和解与刑法理论相契合,与法治环境相融合,与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和和谐社会的构建相吻合,并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及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存在功能上的互补。据此,刑事和解制度具有普遍正当性。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与＂以钱买命＂存在的本质区别决定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刑事和解与司法腐败没有必然联系。刑事和解是限制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重罪不和解＂的观念存在正当性缺失。据此,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具有特殊正当性。在刑事和解制度被法律明文规定之前,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应被视为限制死刑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     

秀山县院：职侦工作实现开门红

近日，沙坪坝区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机制，成功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帮助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2008年12月31日，沙坪坝区检察院受理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张某涉嫌故意伤害一案。办案检察官在审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案发时已经年满70周岁，且与被害人余某以前曾系同事、邻居关系，平时关系较好。     

论刑事和解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司法解释中有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部门地方也出台了一些关于刑事和解的文件。然而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对被害人立法保护不足;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受案范围过窄;被害人的赔偿请求难以实现等问题。需要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重构。     

论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实现路径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积极举措,在保护被害人权益,使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理论上,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有刑事和解的实现空间。在审查逮捕阶段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既具有理论依据又具有现实意义,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刑事和解中不宜作为和解的主持者,而应以监督者和审查者的身份参与到刑事和解中。同时文章还对审查逮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程序予以论述。     

限制公安侦查阶段轻伤害刑事和解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因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双方达成一定和解协议,从而不再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轻伤案件处理的“刑事和解”,也就是调解。实际生活中,重伤、绑架、强奸也有双方和解处理的,甚至故意杀人也有以“赔命价     

论刑事和解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司法解释中有关于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规定。部门地方也出台了一些关于刑事和解的文件。然而目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对被害人立法保护不足；被害人请求赔偿的受案范围过窄；被害人的赔偿请求难以实现等问题。需要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重构。     

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为例

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近年新起的一种理念,打破了国家公诉为中心的刑事司法体系,让被害人回归主体地位,在实践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作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它的出现有助于修复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环境.本文以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为基础,从案件办理现状、不同案件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环节的操作模式,以求逐步完善.     

适用自愿和解方式处理轻伤害案件探析

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轻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深,犯罪动机简单,社会影响面小。刑事诉讼中轻伤害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从而终结刑事诉讼程序,能够实现最佳的刑事诉讼效益。公安机关移送起诉到检察院的轻伤害案件,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被害人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请求情况,主持调解或由其双方自行和解,进而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等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