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及其现代化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科学地理解治理及其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探析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其实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社会治理：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逻辑延伸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职能从重政治统治向重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换。因此,从逻辑上说,推进社会治理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还具有可行性。同时,面对全新的社会格局,建立和完善新型的社会治理管理体制也是刻不容缓的。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列宁关于社会治理的核心见解

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俄国需要实现从"夺取政权"到"组织任务"和"管理任务"的战略功能转变,社会建设和治理也就成为了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首要的组织任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要在无产阶级政党"总的领导"下,适当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治理的有益成分,发挥制度优势;尊重专业治理,遵循用旧与育新相结合的人才原则;通过所有劳动者的普遍参与和多元主体共治,降低治理成本和提高治理效能。列宁关于社会治理的宝贵见解,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对我国提高治理效能、推进治理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研究

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与标志,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转型的有效途径。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统治型社会治理到管理型社会治理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服务而不是以权力的扩张或法律的制约为宗旨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必然选择。     

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研究

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体现与标志,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社会治理则是社会转型的有效途径.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统治型社会治理到管理型社会治理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的历史演变.服务型社会治理是以服务而不是以权力的扩张或法律的制约为宗旨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必然选择.     

社会治理的要素分析

全球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同时又正在承受因自身治理失误带来的种种灾难。正确、全面认识社会治理不仅关系整个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每个国家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客观准确地分析和把握社会治理的要素是科学认识社会治理的基础。只有通过对社会治理主要要素的深入分析，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各种社会治理行为变化发展的共同规律。     

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源头治理与道德机制建设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道德建设有助于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现代化的社会治理要实现源头治理,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目标,必须从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着手。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有某种程度的道德因素,道德分析揭示了源头治理与道德机制之间的必然联系。源头治理促进了道德机制的建设,道德机制建设保障了源头治理的实现。     

《社会治理》栏目约稿

<正>2015年本刊改版后增设《社会治理》栏目,旨在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国家社会治理水平的治理目标,为推动社会治理领域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理论研究平台,为地方政府创新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供政策咨询和理论支持。本栏目选题方向侧重以下方面:社会治理基本理论的新观点、新视野、新成果;政府部门社会治理的典型做法和经验总结;社会领域治理实践的新探索。     

着力构建"两全治理"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北京市朝阳区依托区、街乡、社区(村)三级党组织和相应的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把各类社会主体有效地组织起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着力从纵向嵌入赋权服务群众和横向联动整合社会资源两个维度入手,把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构建了全区域统筹、全领域协同的“两全治理”格局,有力地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南京探索

南京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大型城市,近年来,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引领下,高标准谋划社会建设,大力度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积累了一系列具有现代都市特点的社会治理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南京特色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对进一步探索与深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一、构建＂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体系架构民生导向的社会治理理念。首先,凸显＂民意为大、民生为本＂社会治理理念。将市民满意度作为评判政府社会治理成效的首要标准。     

微时代背景下的虚拟社会治理

微时代背景下的虚拟社会治理,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更加自主的行为主体。泛娱乐化氛围日趋浓厚、底层叙事特征日趋明显、多中心格局日趋显现、社会思潮日趋多元是当前虚拟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同时虚拟社会治理实践与网络空间特质之间的背反性问题有待破解。如何适应技术、时代、社会的叠加演进,将网络空间的微叙事与虚拟社会的宏大治理相融合,已经成为虚拟社会治理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需要综合考量当前虚拟社会的时代特征与技术特征,探索并完善虚拟社会治理路径,助推虚拟社会治理实现预期目标。     

基层领导干部应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而基层领导干部则是打牢"墙基"的"奠基石",所以要特别注重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治理能力。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社会治理能力欠缺主要表现为认识不够、方法不当、水平不高三个方面,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更新治理理念、创新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水平。     

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分析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继续深入必然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更新要求,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从思想整合、价值引领、心理疏导、关系协调、活力激发、舆情收集及分析等方面入手,并在与其他社会治理方式如行政、法律等联动整合中,有效地避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治理中教条化、公式化、形式化局限,更好地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功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信任危机的法律治理

法学对信任的关注,来源于社会信任危机的来临以及法律对信任危机干预的可能性。社会信任危机的社会本质是时空错乱,既表现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危机,也是制度转型的危机所在。在传统社会中,法律不能直接建立有效的社会预期,而是经由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同构而形成。因此,传统社会中的信任与法律表现为弱相关关系。与此相对,现代社会中,法律无需通过社会规范这一桥梁就可以建立强有力的有效社会预期,使得法律与信任表现为强相关关系。社会信任危机的法律治理在于信任结构的法律改造,即在宏观上,通过改善社会结构,建构社会结构与法律制度一体化的社会系统,消除社会主体的时空错乱感;中观治理上,通过稳定的法律系统建构稳定的法律预期;微观上,则通过法律对不信任的干预,建立系统的社会信任保护机制和对不信任的惩罚机制。当然,社会信任危机的法律治理还需要治理法律自身,防止法律成为社会信任危机的源头。     

政府治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政府把促进与实现社会和谐作为行政取向与目标 ,既是基本的职责 ,也是不断增强其合法性的应然需要。从“统治”到“治理”是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前提 ,从“治理”到“共同治理”是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向 ,实现共同治理与促进社会和谐 ,需要正确认识促进社会和谐关系的关联性、分层问题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以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论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表述变为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道之变。鉴于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基,其中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基本思维模式,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的最优治理方式。所以法治型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是社会治理范式的历史性飞跃,它是民主+法治的完美组合升级版,是社会治理的简单化智慧,可挈领提纲的制度性化解问题;其终极目的是善治的达致。需明了的是,法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立基于"法律主治"的治理模式,承载着民众对生活世界幸福的美好向往,但它绝不是公民幸福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