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演变——基于WWZ增加值贸易分解法

基于WIOD数据库,对韩国增加值贸易进行测度并分解发现,2000年以来,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已从对美国的高依赖逐渐转变为对中国的高依赖;各国(地区)在韩国出口中的相对贡献程度发生了变化。排前三位的贸易伙伴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中国,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指数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中国对韩国出口的贡献越来越大,德国和日本对韩国的相对出口贡献指数在缓慢下降,美国与澳大利亚的指数变化较为波折。韩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参与程度不同产业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最终产品的出口占比下降,中间产品的出口占比增加,全球价值链在逐渐拉长,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程度逐年提高;制造业的参与程度要大于初级产品、资源产品,以及服务业。     

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及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测算了欧盟国家1990年至2018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指数,从欧盟总体、成员国以及欧盟典型贸易国的行业部门三个角度入手,全面讨论了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欧盟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其地位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欧盟总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规模和参与度得到提升,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对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值最大。此外,制造业是各个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方式,但是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来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禀赋是欧盟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决定因素。     

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中国与东南亚:比较优势与政策选择

在多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以制造业为主的部分在华企业逐步将产能转移至生产成本更具优势的东南亚国家,由此开启了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的序幕.对比发现,尽管当前东南亚在人力和物料成本方面较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力,但仍存在诸多短板.鉴于域内国家经济水平和承载能力有限,未来产业转移如何影响地区整体产业发展与经贸合作,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与各国的互动模式.可以预见,新一轮国际产业进程将在后疫情时代的亚太经济复苏中延续,并为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复苏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参与其中并扮演关键角色的中国而言,应当审慎评估区域发展合作形势并精准施策,在不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平台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国家基于优势互补的产能合作,着力构建更具风险抵抗能力、集约化和协调性更强的区域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转移良性发展并惠及各方.     

中国在东亚货物贸易中价值增量分析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从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货物贸易额大幅增加,这也使中国自然地融入世界新一轮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潮流中,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近些年中国所获得的净收益的粗略估计,来探讨中国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价值增值链中能获得的净收益.     

论日本的“全球食品价值链战略”

日本近年来采取"主动进攻型"政策,积极推动农林水产品及食品的海外发展。为此,政府出台了包括"全球食品价值链战略"在内的多项相关政策,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的"组合型"支持政策体系。该战略具有强调官民并举的实施理念,基本战略与地区战略协同,政府间双边经济合作机制与民间投资的联动,产品、设备等硬件与技术、管理系统等软件的"捆绑"式出口等特征。     

入世以来中国主要地区利用日本FDI的特点和绩效研究——江苏、上海、辽宁、广东、山东、浙江五省一市的比较研究

根据历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日本FDI在中国主要分布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内，其中，长三角的江苏、浙江和上海、珠三角的广东、环渤海的辽宁和山东五省一市更是日本FDI在华区位分布的重心所在。为此，笔者选取这五省一市的官方数据，通过计算和整理资金到位率、项目平均投资额、投资强度指数、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等投资指数指标，对五省一市利用日本FDI的特点、业绩和潜力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归纳出各地区利用日本FDI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执政党领导力与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基于对印度尼西亚的过程追踪研究

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文章假设这一现象的国内政治根源在于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效能，并以印度尼西亚为案例，对执政党领导力如何影响后发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研究。印尼专业集团党内部的威权结构阻碍该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入；民主党通过内外政策弥补领导力的相对不足，带领该国吸纳外资并实现快速升级；民主斗争党领导力由弱变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畅通生产要素循环，但碍于连任压力升级进程又趋放缓。文章通过对案例的过程追踪发现，执政党内部领导力取决于政党的中央权力结构，影响党内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执政党外部领导力取决于执政联盟的大小与政党代表性，决定政党意志上升为国家政策及贯彻实施的效率。前者通过顶层设计奠定国家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向，后者通过政治过程决定政府对要素流转的调控效率，两者分别从意愿与能力维度影响一国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投入，进而导致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运用执政党领导力视角分析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移，可为后发国家利用政党政治克服后发劣势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镜鉴。     

新冠疫情对中日韩价值链的影响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全球价值链受到巨大冲击,流通受阻、贸易萎缩、价值链一度濒临断裂,中日韩价值链也不例外。疫情下,中国、日本、韩国为实现价值链重组,从政策与导向、供给与需求、贸易与流通等方面实施了多项策略。中日韩三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利于完善其国内价值链,促进价值链技术革新,加深中日韩价值链的区域化程度,但也不可排除存在割裂原有价值链的风险。后疫情时代,中日韩三国应携手抗疫,深化合作,共同提升价值链抗压能力,快速推进价值链数字化建设,最终实现中日韩价值链重组并带动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     

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

近年来,欧洲对于经济主权的讨论从范围到内涵正在不断扩大,并且有了相对应的"战略自主"的欧洲产业链行动。无论是缘于理论反思,还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现实变化,抑或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影响,特别是新冠疫情触发的思维方式转变,欧洲各国包括欧盟委员会已经在推动实质性的产业回迁计划,突出战略安全的权重来强化和提升欧洲的经济主权,这势必引发未来全球范围内价值链的结构性重构。关键的问题是,欧洲强化经济主权是基于战略安全考虑,还是巩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中的经济政治话语权,特别是在塑造经济主权过程中究竟是选择封闭还是开放的道路?这不仅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将影响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化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RCEP生效背景下日本区域经贸合作动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对于深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再平衡背景下,日本选择参与RCEP,不仅说明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日本经济增长,而且对完善其广域经济合作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会继续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强化与区域外的美国及印度合作,并积极参与新经贸规则的制定,以提升其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扩大经贸协议覆盖范围、争夺经贸规则制定权。RCEP生效后,中日经贸相互依存将进一步深化,但日本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强化国际经贸与战略竞争,亦将对中国产生影响。     

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德国的国防产业

德国的国防产业已经完全实现了现代化 ,能生产多种常规武器 ,为世界军火生产和出口大国 ,武器在国际市场上富有极强的竞争力 ,销往世界五大洲。德国的国防产业之所以比较兴旺发达 ,得益于德国长期把国防产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支柱产业 ,实行寓军于民的产业模式 ,积极扩大军火出口 ,不断促进军工企业的合并与集中 ,加强军工科研与生产的国际合作。     

奢侈品产业的女性化

奢侈品产业在法国的发展由来已久。女性在该产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普遍认同。然而事实上,女性对奢侈品产业的影响仅始于十八世纪。本文即着重从历史角度分析介绍奢侈品产业的女性化趋势的产生、发展与繁荣。     

中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比较研究CSSCI

在新一轮全球和区域价值链重构中,中国和越南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中越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位置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统计分析显示:1995—2018年,越南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指数逐渐上升且接近中国,但是它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为负值,中国为正值;2010—2019年,中越两国在低附加值电子产品出口上均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且越南更胜一筹,而双方在高附加值电子产品出口上的优势都不强。进一步考察美日韩三国和中越两国高端电子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时发现,在高附加值电子产品领域,越南和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互补度远高于中国,但中越两国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领域的分工呈现上下游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将有利于推动东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构建。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香港贸易物流业发展研究

地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情况,是判断地区产业的国际地位、国际联系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视角。本文立足于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分析1995年至2018年香港贸易及物流业的全球价值链位势及上下游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研究发现,从行业整体情况看,随着香港与内地生产协同程度提高及内地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和香港产业转型发展,香港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呈“上升—下降—上升”波浪式发展,上下游贸易伙伴重心呈现由欧美向内地与东盟转移态势。从贸易物流细分行业来看,香港除批发零售业外主要以前向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六大贸易物流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地位均高于新加坡,除水上运输业全球价值链竞争力较新加坡弱外,其余贸易物流行业均比新加坡更具国际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国家产业政策——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基于长周期的国家竞争力变化。而在大国竞争与博弈明显加剧的今天,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竞争战略工具和手段的回归与使用,使得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政策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干预性介入和强力性重构,其中以美国产业政策变化最为显著和直接。纵观美国产业政策的周期性起伏和变化,其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的意图十分明显。当下美国透过全球价值链实施针对性明显的产业政策,既是出于对自身产业结构能力提升的需要,同时又体现为美国对全球价值链权力的维护与竞逐。鉴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能力存在,美国产业政策的实施的结果,将损毁全球价值链既有的高效分工和阻碍全球价值链网络链接畅通,进而可能推动全球价值链“二元结构”的出现,并带动全球价值链向国家战略价值链进行模式转化。     

用科技促进产业升级 用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湖南宾之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始创于1995年,是中国食用槟榔产业第一家正式通过工商注册成立的企业。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槟榔深度研究、检测、科研及槟榔原果采购、加工、销售与现代企业管理文化塑造于一体的大型食品科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