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比较及其启示

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是两种既不相同,同时又有许多相同之处的关于分配的正义观。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分配正义做出了各自的阐释。对两种分配正义理论进行比较,抓住其本质上的不同点,并且将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对于解决我国目前分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     

走向正义的分配——罗尔斯分配正义思想解读

分配正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但现实中,由于分配问题导致的贫富差距已经越来越大,可以说解决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罗尔斯提出的分配正义思想不仅在20世纪制度伦理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而且在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中代表着“平等主义”,并且从正义角度的考虑系统地论证了他的平等分配观,其与一般的妒嫉式平等的不同。罗尔斯提出的差别原则,对于我国在市场经济建设中,政府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调节收入的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有着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浅析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论及其对现时代的影响

如何使财富在全社会实现正义的分配？马克思从经济和伦理的范畴探讨了分配和正义的内涵，并且指出实现分配正义的途径。与当前的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相比较，有助于寻求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马克思的正义优先性理论

马克思的正义优先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大体上包含了社会的正当优先性、自由优先性、理念正义优先性等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正义的优先性.     

分配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分配正义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只有坚持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分配主体的合法性和分配关系的平等性，强调分配规则的有序性和分配程序的规范性，建立良好的利益协调机制，走向社会制度文明，才能建设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文明、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当前中国分配正义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分配领域面临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分配正义面临严峻挑战:分配正义与理论挑战(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传统理论的挑战、分配正义与现实对理论的挑战)、分配正义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整合(分配正义与社会建构、分配正义与政治合法性)、分配正义与马克思主义规范理论、分配正义研究与现存正义理论等,需要不断地理论创新,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成为当代中国分配正义理论研究中的几个核心问题.     

生产正义还是分配正义?——马克思与罗尔斯正义理论比较研究

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反思基础上,基于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困境的关注,罗尔斯和马克思都建设性的给出了自己有关正义的理论构想。但是在对正义实现的具体诉求上,二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罗尔斯从"无知之幕"的设定引发出自己的正义理论,试图通过后天再分配来保证平等;而马克思则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来关注正义问题,认为要实现正义,就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就是要"解构"资产阶级各种关于正义的普世永恒的学说,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正义范式,即生产正义。     

分配正义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分析

罗尔斯将平等的自由原则以及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作为实现正义的两个原则。我们根据人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将正义原则概括为同一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认为正义是基于同一性正义和差异性正义相协同的协同正义。并以此运用于分配领域,分析和解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认为同一性正义是其价值旨归,差异性正义是其必要限制和有益补充。     

正义的普适性与正义的多元性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超越宗教信仰、风俗、道德等差异与分歧而普适的正义?罗尔斯提出了普适性的正义理论。然而现实社会多元化的真实存在,则需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制度设计与思想资源,从而促进多元价值的综合平衡,即社会正义的实现。     

国际正义与全球分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国际间相互影响、作用的加深,世界范围内资源的分配成为当代重要的国际性经济活动。如何使国际间的分配符合各国的基本利益,满足不同国家人民的合理需求,符合人类共同价值期待,成为全球分配面临的重要问题。寻求国际正义的普遍原则将为全球分配提供道德合理性基础。     

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理论与实践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技术侦查证据应用的具体规则和制度,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技术侦查证据的应用关系到技术侦查措施惩治犯罪功能的发挥,因此,立法应从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应用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技术侦查证据应用制度。     

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公益慈善、志愿服务、共享经济等为代表的各种新经济社会形态蓬勃发展,在理论、政策和制度层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中,特别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本文在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发展和主要观点进行综述和厘清的基础上,结合近十年来实践领域的新发展和新需求拓展了对第三次分配的理解,将其界定为丰裕社会的财富流向如何适应个体精神追求并达成人民美好生活的命题;随后在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第三次分配的特征,并就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和政策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于利益分配公平的制度性设计

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制度则是实现这一基本条件的根本保证。为此,我们在分析利益分配制度中公平价值应有之义的同时把公平作为利益分配制度首要价值原则,以形成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为核心,以民主政治与以人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公正而和谐的社会构建为配套措施,从而为社会各种利益的公正分配提供制度性前提与保障。     

中国女市长调查

中国女市长是中国妇女中的一个杰出群体.本调查对中国女市长的基本构成、在各级政府改革和管理中的作用、执政中面临的困难及评价、对男女平等管理地方政府的建议等进行描述和分析,以探讨女市长参政的特点,促进妇女参与各级政府管理的政策改进,并促成中国女性政治文化的建构.     

平等正义论对公平正义论原则的互镜、批判与重建

凯·尼尔森对罗尔斯公平正义论的正义原则进行了比较与批判,着重指出“差别原则”与“平等自由原则”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资源和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并不能实现人们平等的自尊,同时也因为差别原则所导致的实质性不平等,而使自由成为“无用的自由”。尼尔森在批判中构建,提出了平等正义论的两原则,力图将平等贯彻始终,实现两个正义原则在平等维度上的一致。     

论改革代价的公平分配

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代价分配不公,引发了社会种种不良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改革代价的公平分配一方面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以促进效率的增长;同时又应对那些为改革付出代价的社会群体做出补偿,以实现"矫正的正义".这两个方面须统筹兼顾,均衡发展,为此,就需要国家和政府通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改革代价分配机制,有效地协调由更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所引发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     

外来人口数字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外来人口管理是当前社会管理的难点,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关键点。公安机关作为管理主体,必须把握时代背景和科技趋势,运用数字技术的力量和数字化引发的新理念来破解外来人口管理难题,产生新的制度安排和管理活动,促进社会治安秩序平稳。温州市公安机关按照外来人口数字化管理的基本思路和模型,从2006年3月起对数字化管理进行了初步实践,主要工作是“全面采集三维数字,搭建数据管理模型”。一是大力建设应用层,夯实一次基础;二是监测轨迹数字,落实定位控制;三是碰撞犯罪数字,引导精确打击。     

“城市农业”的理论思考与施政体现

在中国倡导发展城市农业，不仅意味着将现代农业的科学组织形式引入城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生物资源的有序供给和和谐生产，同时，更意味着将大农业的综合组织与空间布局理念引入城市与城市群落的大范围空间布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当前中国城市化的主导发展理念：即从同心圆式或摊大饼式的外延式扩张向网络状空间布局扩张的转变；由单纯的资源环境消费型城市向再生型生态城市的转变；由城市扩张对农村的吞并和对农民的驱赶向城乡有机融合及农民的产业工人化转变。为了确保这一转变过程成功，有必要进一步从行政角度廓清城市农业这一概念的含义，以确保它能恰当和有效地体现、贯彻于政府决策和施政之中。同时，一个成功的城市农业发展规划必须有真正创新的发展思路，考虑到中国当前发展主义至上导致的城市发展理论单一性的思想阻力，建议将城市农业的发展理念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予以推展。     

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

对犯罪预防概念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犯罪预防概念包括一切防止犯罪、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活动;狭义的犯罪预防概念将特殊预防和犯罪再犯预防排除在犯罪预防概念之外。因此必须严格加以区分,认识其合理性及局限性,在犯罪预防实践中坚持正确的原则,并在此原则指导下,建构我国可具操作性的综合犯罪预防模式,即坚持社会预防、正确运用刑罚预防、加强情景预防、倡导被害预防、建立健全犯罪预防机构。     

民族调查研究中的视角定位与实践

任何民族调查研究都是立足于具体民族的社会事实来开展的学术活动。调查者的视角定位不同 ,往往会得到不同的调查研究结论。为此 ,本文从民族学 (文化人类学 )的角度对近年来调查研究中有关不同生境中的民族、当今社会中不同区域内的弱势群体、社会性别与发展以及调查角色的主位与客位等诸多问题在如何选定视角进行定位上进行了探讨 ,同时文中还通过一些调查实例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实践价值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