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思考

<正>提高政府执行力是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健全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     

重庆：出台我国首部高官问责制度

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法定化的高官问责制度。这一办法通过18种问责情形和7种追究责任,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     

广东：行政首长言行不当造成重大失误可被免职

2008年7月3日新快报讯，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和《广东省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其中规定，政府部门行政首长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不适当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将追究行政首长责任。责任追究方式主要包括：责令限期整改、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责令辞职、建议免职。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论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的宪法责任

由于行政机关和行政首长的角色特点,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不履行或不当履行义务,可能承担行政责任也可能承担宪法责任;先行存在的宪法义务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承担宪法责任的前提;违宪行为、过错、因果关系、损害事实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构成的要件;宪法责任具有政治性,但宪法责任不等同于政治责任;规范性文件被撤销、职务的被罢免或被撤销是行政机关及行政首长宪法责任的主要形式。     

解读《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12类83项情形要追究责任,行政首长要问责,集体决策要担责[背景]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     

论行政问责的救济缺失

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是再所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就需要救济。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媒体监督成行政问责依据

云南省3月1日正式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问责办法》明确提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根据《问责办法》，以下10种情形列入问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法行政：办事拖拉、推诿扯皮；     

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研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质量安全关系重大,建立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能为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食物链提供保障。但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领域的运用时间较短,制度尚不完善。因此,应在完善食品安全政府监管体系、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强化异体问责,规范问责程序和问责后的官员复出程序,以更好地发挥行政问责制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促进作用。     

行政问责制度的逻辑结构

在其逻辑结构上,行政问责制度由"问"、"责"、"究"三个具有内在衔接关系的板块所构成。其中,在"问"之层面主张问责主体"非行政化"、问责依据法律化和问责范围有限化;在"责"之层面提出行政问责所追究的是一种"领导责任",这种责任具有间接性、政治性和行政性,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或行政责任;在"究"之层面强调行政问责仅仅是"领导责任"的实现途径,它不能取代刑事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     

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问责制冲击太平“官念”

近年来,我国因行政不作为、行政执行不力或违规违纪而纷纷落马的官员屡见不鲜。但诸如对陈良宇、邱晓华、郑筱萸等一批省部级干部的查处,深刻表明了中央在“官员问责制度”上执行的决心和力度。     

可圈可点

官员感叹“官越来越不好当”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开始施行,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包括市政府领导)今后将被追究行政责任。 根据《办法》,应追究行政问责对象行政责任的情形主要有: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治政不严,对上隐瞒问题,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 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在抗御各种自     

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行政文化建设：澳门特区政府塑造形象的起点——访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学教授兼课程主任娄胜华（续三）

记者：澳门特区政府推行官员问责制的特征是什么,成效怎样？今后如何进一步完善？娄胜华：从官员问责制所涉及的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畴与责任类型看,与其它地区推行官员问责制的重点对像是政治官员,以及问责的主要形式是政治问责不同，澳门的官员问责制兼有政治问责制与行政问责制的双重混合特征。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及其完善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加强人大、纪委等问责主体的外部问责,提升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和社会民众的问责意识,加快行政问责立法,完善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