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法律冲突及调适

新闻自由是现代社会实现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手段日益先进,其社会影响也更为深刻.与此同时,新闻媒体对公民的隐私权等人格权的侵害变得更加容易,媒体行使新闻自由权和公民隐私保护的冲突也日趋明显.因此,应在结合二种权利的性质及具体国情等综合因素的基础上,以优先保护隐私权为主,同时辅以个案利益权衡的方法来解决冲突.     

论法律推理的合法性要求

合法性是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在法律推理中同样如此。法律形式主义的合法性理论遭到了法律现实主义的否定,这两种理论都是以简化的法律推理模式为出发点的。本文指出,法律推理的合法性首先要求法律推理必须使用法律上的理由;其次还取决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合法参与以及社会对司法判决的一般性接受。     

香港非营利组织在内地活动合法性的法律适用问题

香港非营利组织对于内地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由于内地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香港非营利组织在内地的活动尚有合法性的疑问,另外,内地与香港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分类、登记、管理等诸多问题存有差异,从而为某些内地组织或外国社会组织寻求在香港转换主体身份提供了便利,也为某些社团式香港公司来内地进行营利活动创造了机会,因此探讨香港非营利组织在内地活动的合法性尤为重要。本文以两地法律冲突为研究基础从区际私法角度探讨了活动合法性的法律适用原则。     

法律职业的内在冲突与调适:以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为中心

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紧张,冲突频繁,并有日益脱缰和越界的趋势。庭审驾驭能力与庭审改革步调不一,沟通渠道缺失,公权与私权博弈以及律师自律程度的提升均是冲突产生的原因。必须从观念、技术、制度三方面寻求缓解并最终消除法官与律师的冲突之道:在观念层面,需做到"四树立",即树立相互妥协、互敬互助、职业伦理、司法公正的观念;在技术层面,需要加强语言表达、逻辑思维、沟通交往、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的能力;在制度层面,必须健全和完善律师自治组织,推进庭审方式、扩权与限权机制建设。     

信任与政治合法性

信任是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间的互信关系、依赖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承诺与践行关系.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法性能够产生社会和谐,政治合法性只有以信任为前提,才能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互动双赢格局.本文以信任为切入点,以信任的视域检视政治合法性,以期从中梳理信任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关联,从而前瞻其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

任何权力都有一种合法性诉求，希望得到社会成员的道德认同，进而得到他们的信仰和服从。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论证有两种典型思路，一是社会契约论，二是功利主义。尽管两者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内在统一的。本文即试图透过对这两条基本思路的考究，探寻一切政治权力籍以获得“合法性”的基本因子。     

关于罢工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规制

本文针对我国集体争议和集体行动不断发生的情况,就我国罢工的合法性问题及罢工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就罢工处理提出政策建议。文章认为,罢工权作为基本人权,国家已在国际公约中原则认可,并在相关法律中体现。但我国的罢工权立法尚不明确和健全,亟待完善。在我国,罢工并不违法,依其他规定来惩处罢工属法律适用不当或于法无据。在现行法律框架中处理罢工事件,应当坚持理性对待,法治解决的原则。     

解析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法律行为是由私人创力并建设的调整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法律对法律行为的评价一般是从效力性来评价的,而不是合法性。现行的法律事实体系对法律行为的属性定位是一种错误的定位,一般将其定位＂事实性＂。因为这个错误的定位,导致了法律行为定为法律行为属性。     

论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的困境与对策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遭遇了诸如政治参与度不够、腐败现象频发等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政治文化多元化、现代化的因素对合法性基础形成冲击等原因,提出了加强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确保政治过程中的守法和提高政治产品的有效性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诉求的演变及其在转型期的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全法性基础经历了一个从个人魅力型向政绩型的转变过程,在转型期,对于合法性危机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将怎样重构执政的合法性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内容.     

法律与法律义务关联研究

通过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加深对法律义务概念的研究和解释。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法律概念的解释就限定了解释法律义务概念的出发点和立场、前进的方向及最后的结论。因此解释法律义务应当从分析法律概念开始。     

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关系论

法治是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法制建设包括法规、规章建设,这是城市法治化的重要基础部分.文章通过对不同立法体制国家地方立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定位、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关系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协调的基本思路:在法的清理和修订过程中的协调,在法的功能定位和权限划分上的协调,在监督及审查环节上的协调.充分认识和处理好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的关系,有助于体现地方立法的统一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使之发挥各具特色的潜在作用.     

论政法工作接受监督的观念

监督是社会主义法治系统的重要环节,是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必要措施;政法工作接受监督是落实执法为民宗旨的保证,是宪法和法律的要求。牢固树立人民监督的观念,自觉接受监督,正确处理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接受监督、政法机关之间协作配合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今后一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其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任务的必然要求。     

法治与政治文明关系三论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活动的进步状态,它与法治一脉相承,溶为一体.政治文明是法治的内核和精义;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本方式;政治法治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身份政治与法律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引发了身份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深刻影响实施的思考。身份的连带责任效应表明,拥有某种身份的人所实施的违反道德或法律的行为必然会连累到其他拥有相同身份的人。身份的搭便车效应表明,拥有某种身份的人所做出的高尚或伟大的行为可能会惠及到其他拥有相同身份的人。身份的刻板印象效应表明,社会上形成的对某一身份的刻板印象会影响拥有该身份的个人的命运和社会地位。法律上的很多制度,包括连带责任制度、结社自由制度、反歧视制度等,与身份的这些效应和影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重塑程序意识——论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

本文从法哲学的高度,通过对程序法与实体法在实践意义上的同一性、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以及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的现实性与可能性联系等三个方面的论述,阐明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及程序法的重要价值,并对程序法的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提出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的相对性,程序正义包涵着无限的实体正义,程序法赋予实体法以现实的法律意义和现实的实体意义等观点。     

论我国刑法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的协调

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同劫持航空器行为的国际恐怖犯罪作斗争,我国陆续加入了三个反劫机国际公约。如何协调、完善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国际航空罪的立法规定,与反劫持航空器国际公约保持同步,以促进我国刑事法制的建设,逐步减少并消除国际劫持航空器恐怖犯罪,是我国刑法学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对我国刑法与反劫机公约的协调作了比较论述。     

民法典中冲突法与实体法关系三题

冲突法与实体法并存于民法典中,是未来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存在形式。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在同一法典中协调两种不同性质法律的关系,值得思考。实际上,民法典中的冲突法即使与实体法具有相同的概念形式,其含义和范畴也大相径庭;冲突法以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要旨,其规定的内容也必然较实体法广博;更重要的是,冲突法也并非与实体法是一种直线型的“上下位”关系,冲突规范可以由当事人的合意加以排除。     

侵权责任法与社会法关系研究

侵权责任法如果不与其他法律领域联动就很难解决损害与赔偿的问题,社会法正是由侵权责任法的边界区域进入传统的私法秩序中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广泛的政策性考量催生了与侵权责任法的私法性相异质的规范体,公法因素渗透进来并使其呈现出社会化的发展趋向。侵权责任法一直扮演着社会冲突的"雷达"角色,成为了正在显现的危险得以早期发现和预警的一种探测机制,进而成为更能有效解除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社会法的低级伙伴。社会法说服了侵权责任法朝向集体责任的发展方向,培植了侵权责任法认同社会团结与合作的文化基因。侵权责任法与社会法之间更为深刻的关系还在于权利与权力、义务与责任蕴含着政治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的制度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