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受到我国学术界、司法界和立法机关的关注和认同。尽管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类似于证据开示的制度,但与对抗制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本文在概述证据开示制度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期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提出新的思路和设想。     

乘客开车门伤人,网约车事故遭遇“理赔难”

乘客开车门 撞伤骑车人 坐在原告席上,秦女士用右手翻找着证据材料.尽管左手手掌骨折已经痊愈,但她还是习惯性地保护着左手. 秦女士的手伤于2016年6月17日早上.那天,她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北京市海淀区的小营西路并不宽,秦女士骑行在非机动车道上.此时,一线之隔的机动车道正在堵车,汽车都停在那里.就在她途经一辆汽车时,突然,该车右侧门被打开.秦女士躲闪不及,重重地撞在车门上.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就是刑讯逼供现象的普遍存在,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详细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蕴含了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尽管新规定有诸多进步之处,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然有必要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非法证据缘何难以排除——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分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继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和自白任意性规则之后又一司法人权保障性规则.已经纳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典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明显侧重于某些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与侧重于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着明显差异;已经确立的裁量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定因规定本身的原因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尽管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通过相关司法解释早已确立,近年来也有零星成功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但实践效果不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究其原因,既因排除规定内在缺陷所致,也有价值取向、诉讼模式、司法潜规则、人性取向、判断诉讼行为的目的论、沉默法则、双重标准以及司法体制障碍等诸多原因,这些因素都是未来刑事诉讼法实施中需要加以克服的.     

论五机关最新刑事证据规定的创新与落实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在体例上设专章规定了证据问题，但是受历史条件和人们对诉讼规律认识的限制，对证据问题的规定非常简单。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尽管对证据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规定，但是在证据的审查、判断、排除等方面的规定仍比较原则。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从实际需要出发，公检法三机关的相关解释对于刑事证据规定进行了充实，但是在重要问题上仍存重大缺失。这突出表现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冤错案件仍时有发生。     

民事案件取证难的原因及对策

近一个时期,笔者在与民事审判干部接触中常常听到这样的感叹:“现在调查取证真是越来越难了。”尽管审判人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调查取证上,仍有一些案件因查不到确凿有力的证据而迟迟得不到处理;在已审结的案件中,也有的因查不到证据而导致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利的后果。这充分反映了“取证难”已经成为结案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取     

联邦德国DNA指纹图谱鉴定的现状

自一九八五年英国遗传学家 A.TJeffferys 等首次报道了利用 DNA 重组技术直接分析人类基因组中 DNA 顺序上的变化,将人体 DNA 小卫星区酶解长度片段多态性的分析应用于法医生物学的亲权鉴定上以来,唤起了人们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民刑事案件因提出证据困难性问题的极大希望。尽管从那时起英国就允许 DNA 指纹图谱作为证据使用,但在联邦德国由于旷日持久的专利审理程序及专利人不合适的市场策略等原因,阻碍了探针的使用推广与发     

略论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补强——以当事人证据和印证证明为起点

作为一种证据规则,证据补强是针对某种证明力薄弱之言词证据,须与其他证据合并提出.证据补强规则与我国“印证证明模式”在实质上具有相通性.作为一种当事人证据,被害人陈述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被害人陈述的可信性或者证明力.在口供补强已经被我国刑事诉讼法移植确认的情况下,确立被害人陈述之补强规则也是合理的.具言之,在被害人陈述成为案件定罪的关键证据或者仅有的证据时,应当对该被害人陈述进行证据补强.     

民事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证据材料与证据尽管经常易于混淆且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使得＂证据＂一词,有时是指证据,有时又是指的证据材料。而正确地看待证据材料与证据关系的问题,无疑应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论述了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区别与联系,提出了证明能力的概念,简要地介绍了当今世界上证明材料的证明能力的相关法律规定。     

论证据的关联性规则与关联性法则

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relevancy)或称相关性,这在世界各国已经成为一项共识,尽管在不同法系国家,关联性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这是现代证据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体现诉讼文明的一项重要标志。长期以来,西方各国,特别是英美国家,对证据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相关的采证或认证     

日本(にちはょ)裁判員制度の創設と証(執)法の(變)動

尽管将于2009年5月21日开始实施的<裁判员法>没有对证据制度作出修改,但裁判员制度的采用将间接地改变原来的证据法.本文从自白规则以及传闻证据两个方面就裁判员制度的创设给日本证据法运用带来的变化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中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以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变化为线索,可以将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的演变分为传统刑事证据法学的萌芽、形成和转型三个时期。尽管我国刑事证据法学已经呈现繁荣的学术景象,但是在长期缺乏科学方法论训练以及过于偏好哲学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仍然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有鉴于此,理论界亟待重构刑事证据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应该在回归刑事证据法本质的基础上,打造纯粹的刑事证据法学。     

证据法定与法定证据——兼对我国《民诉法》第63条之检讨

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为确保事实认定过程的客观及公正,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以法定的证据方法为对象,严格遵循直接原则并保障当事人的在场权,此即证据法定的要求或意义所在。与此相应,其民诉立法乃依证据调查方式之不同,确立了不同的证据类型。我国现行民诉法尽管在制度设计上贯彻了证据法定的要求,但关于法定证据类型的确立并不科学,突出表现为误将勘验笔录与视听资料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予以规范,亟待修正。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0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正式实施,期盼已久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从理论幕后走到实践前台。尽管在之前的理论研讨中,人们已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作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优劣之处,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得以检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仍是一块处女地。因而,通过实证试点,查找该制度存在的切实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全面推行该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诉讼证据的现代解构

"证据"是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石。厘清证据的界限,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对指导证据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对时下证据法学界仍流行的两种证据观"客观事实说"和"经验事实说"进行了剖析,认为二者尽管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证据的某种特性,但都不足以解释我国证据运用的实践,都存在着哲学依据、时空视域以及诉讼价值上无法克服的缺憾,证据概念的内涵急需澄清。在此基础上对证据进行理性界定,认为证据应是包含有证据信息并用于证明事实主张的根据。从功用角度对证据所作的这一定义,能够应对证据理论和实践上的危机和难题。     

争议中运用的社会科学证据—评《科学证据与法律的平等保护》

《科学证据与法律的平等保护》是由美国学者昂舍塔所撰写的关于社会科学证据的著作.该书立足于公法视角,对用于证明"立法事实"的社会科学证据的理论及实务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释.该书不仅展现了社会科学证据的五大实践方面的功能,同时也指出了在实务中运用这类证据所面临的诸多方面的争议.为了令社会科学证据在诉讼实务中真正起到作用,证据规则的完善是必由之路.该书尽管着眼于法官造法体制中"立法事实"的证明,但对中国相关诉讼制度及证据规则的完善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试论图像电子证据——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众所周知,电子证据的风靡盛行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2012年新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更是从法律上来确定了电子证据合法的证据地位。不可忽视的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在刑事侦查以及审判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大,这种与传统的图像证据截然不同的图像电子证据,其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如何进行规制的呢?是如何来体现其证据价值的呢?当然,我们必须要从其证明规则、证明过程以及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认定来进行覆盖。     

著作权案件中对有瑕疵的经公证的电子证据的认定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案件中,经公证后的电子证据在事实认定中具有重要地位.受数字化特点的影响,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经公证且无反证"但仍存疑的电子证据,在其证明效力的认定上仍应慎重.从实际案例出发,以证据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目的,探讨知识产权审判中对于经公证但仍存疑的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     

英美法上品格证据的运用规则及其基本原理

英美证据法上关于品格证据运用的规则十分复杂.表面上看,以品格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做法原则上是不容许的.但是,该原则充斥着如此多的例外,并且新的例外还在不断地增加,以致原则已经被例外所淹没,从而成为了例外.因此,普通法上的品格证据排除法则似乎濒临灭绝.如同抢救濒危动物一样,品格证据排除法则也需要抢救.基于此,英美的法学家们从各个角度论证品格证据排除法则的正当性,指出品格证据排除法则不仅存在着法律政策方面的理论基础,而且存在着从非理性审判转向理性审判的历史渊源,反映着新教伦理方面的宗教精神,体现着个人主义、意思自治等方面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