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干部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革路径

新时期党干部制度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干部管理体制、干部考核制度和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干部制度的改革就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即创新干部管理体制、完善干部考核制度,以及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庸官问责：向“南郭先生”说“不”

近一个时期以来，官员因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故中“负有责任”而受到追究的同时，问责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深化的“庸官问责”新趋势，“出问题”的官员要受到追究，那些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庸官”也将面临被罢官去职的危险。     

官员问责制之价值及其在我国的实行

2003年启动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它有助于建设责任政府,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官员问责制度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存在官员权责不清、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法律不健全、问责范围狭窄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基层干部拒绝被提拔现象背后存在哪些不良心态

基层干部拒绝被提拔的主要负面心态表现为庸政懒政、不想作为,顾忌问责、不敢担当,挑肥拣瘦、计较得失与包藏祸心、"逆向腐败"几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既可能基于思想、信念或利益权衡等个体因素,也可能是未能有效贯彻执行党政干部选任制度所致,需要基层组织部门积极应对,适应新时代选拔任用"好干部"的现实需要。     

“引咎辞职”：中国走向干部“问责制”

从中央批准中石油老总马富才辞职．再到日前披露的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分别引咎辞职．近段时间．官员“引咎辞职”成了见报率较高的字眼。之所以被强烈关注．不是因为去职的是高官，而是因为高官去职所采取的“引咎辞职”方式。“引咎辞职”折射出我国干部责任追究制度正发生质的突破．它带给我们的思索也是无限的。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一个新视角

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作为系统披露官员政策承诺与业绩报告的重要途径,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最新趋势,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潜在优势。与选举、预算、司法审判、独立问责等官员问责机制相比,中国独特的政治架构使得政府年度工作报告在建立公众、政务官以及常任文官之间环环紧扣的问责链,实现汇报与验证、信任与质疑、授权与审查的动态平衡,全面提升信息、激励和约束功能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并最终有利于提高官员政策承诺的民意遵从度和实现程度,提升治理绩效。因此,以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其运行机制与配套制度应当是推进中国官员问责机制建设的首要途径。     

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提名方式的思考

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干部人事改革的重要方面。干部任用提名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初始环节，也是决定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的重要环节，对提高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公信度和准确性，解决好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等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进一步深化干部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当前各级组织部门急需解决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课题。     

回首中国政坛问责制

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去职：原海军北海舰队司令、政委也因海军361潜艇失事事故而降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两大果断动作，在政坛引起极大震动!被认为“开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先河”。进入2004年。对失职官员的追究力度不断加大。今年4月以来。又有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负有责任”受到追究。形成了又一波来势甚猛的“问责风暴”。最近，随着国家审计署一份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的公布。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追究有关部委违规和决策失误责任的呼声再度高涨。     

用制度为食品安全把关

无论是市场管理体制还是社会管理体制,如果长期落后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必然会引发巨大的风暴。如果不是从体制上去解决问题,那么官员们即使再忙碌,对官员的问责再严苛,也难以阻止那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常态化 低调化 平稳化 被问责官员复出有何规律与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官员因问责而离职已成为常态,而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始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行政问责相关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进程中将信任与监督相结合,或许是扭转民众对于官员复出"逢出必疑"的一条重要路径。     

把好干部选任工作第一道关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这是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推荐提名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第一道关口。也是提高选人用人质量的首要环节。谁来提名、提谁的名、怎样提名、如何接受监督，成为新形势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干部管理制度漏洞检视——基层权力＂家族化＂的危害、成因和治理

基层权力“家族化”的危害显而易见：打击了公务人员的士气；加剧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阻碍了正常的阶层流动；助长了“官官相护”的官场歪风。对此，建议采用以下对策进行治理：健全干部任用制度，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中；打破干部任用制度的神秘性和封闭性，使用人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建立和健全用人问责制度。     

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正"与"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通过会议或指示,列出了多个选人用人“负面清单”。这些负面清单内容虽多,但都指向一个总方向,即新时代的选人用人导向。而选人用人导向,就是新时代的好干部及其具体标准。从理论标准层面来看,正是由于负面清单的建立,使得好干部标准达到了完备的程度。从选人用人实践来看,能否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可靠识别出负面清单上的干部,是选人用人工作的短板,也是难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机制。     

北京首创局级官员“裸学”

日前，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一把手”换人，原主任申建军去职理由令人关注：“因参加一年制市委党校脱产学习班被免去职务。”先免职，然后再脱产学习，这种方式在官员中很罕见。据悉，2009年以来，北京共开办三期类似培训班，66名局级干部参加了免职脱岗培训，其中“一把手”16位。     

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的“正”与“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通过会议或指示,列出了多个选人用人"负面清单"。这些负面清单内容虽多,但都指向一个总方向,即新时代的选人用人导向。而选人用人导向,就是新时代的好干部及其具体标准。从理论标准层面来看,正是由于负面清单的建立,使得好干部标准达到了完备的程度。从选人用人实践来看,能否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可靠识别出负面清单上的干部,是选人用人工作的短板,也是难点,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和机制。     

选拔官员需要程序更需要公正

每到换届的年头，各地都在调配选拔官员，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拟被任用的干部必须经过公示这一程序。早些年的干部任用公示，仅仅是在小范围、本单位内贴张条子，随着互联网的发达，一些公示被推到了互联网上，信息公开范围大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也就出现了。     

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

针对当前干部任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制度”，这一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要求，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于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从源头上防止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问责的救济缺失

行政问责在我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健全的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出现偏差和失误是再所难免,出现偏差和失误就需要救济。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受到问责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行政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之间存在较大错位,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领导干部责任承诺及问责追究制度的实践探索——基于台州市路桥区的实践

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是一项新的制度。台州市路桥区实施重点工作责任承诺及问责追究制度的实践探索，既激发了干部工作动力，推进了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也加强了干部日常管理，为组织用人提供了客观依据。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需要从理念文化、责任体系、实施主体、操作程序、绩效评估以及复出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的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