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反思与重构——以“人肉搜索”为视角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网络科技的发达,公民隐私权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我国,公民隐私权作为一项未被列举的基本权利,由于法律保护上的缺位,在面临国家权力侵蚀的同时,也遭受着不同民事主体的侵害。本文主要以人肉搜索案为着眼点,探讨私权利主体如何处理隐私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平衡与冲突,寻求突破当前隐私权保护的壁垒,进而提升整个社会对公民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     

网络实名制下的隐私权保护——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为视角

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在当前推行网络实名制的背景下,如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施行为网络侵权责任的划分与承担提供了法律依据。应当在逐步完善网络隐私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依靠网民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共同努力,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以便最大程度地保护网络实名制下的隐私权。     

论私权体系的立体层次性——以隐私权的私法保护为基点

私权的体系划分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私权体系以罗马法之原权一救济权（原权一诉权）为基础,融入请求权制度,最后形成新的私权立体层次性,即私权由原权、辅助性请求权与救济权所组成。本文以这种私权体系为法理基础,为隐私权的保护与完善提出制度上的建议：首先将隐私权规定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之中,确立隐私权为原权;其次确认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立性,使得隐私权的保护,不再以诉讼为中心,而是以人格权请求权为媒介,形成私权体系内的自我保护。     

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以劳动者人身权保护为视角

隐私权与知情权均是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实践中这两种权利经常会发生冲突,如何协调二者的冲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知情权与劳动者隐私权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主要是因为两权的属性不同、主张不同及价值取向不同造成的。所以,在协调解决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中应当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即利益衡量原则、权利协调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对隐私权侧重保护原则。     

以“艳照门”事件看网络隐私权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已对个人隐私权构成极大的挑战。“艳照门”事件凸显个人网络隐私权的保护漏洞。对此,应制定专门的网络隐私保护法,同时要加强行业自律,还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网络用户的法律保护意识。     

论新闻报道和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以公众人物隐私权为视角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和提高,社会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人们的权利之间也会产生冲突,新闻自由报道和隐私权的矛盾越来越多;但是,这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它们在完善人格权方面相辅相成。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立法疏漏和不全面,不能有效解决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我国应该积极引进国外良好的制度和实践经验,从实际国情出发,平衡新闻报道和隐私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研究——以环境刑法法益为视角

环境破坏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环境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其中环境犯罪的法益研究更是观点纷呈.通过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刑法法益观的逐一审视,从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的狭隘、生态中心主义论的尴尬以及折中说的矛盾中,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资基础,环境利益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重大利益.     

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入罪看劳动报酬的刑法保护

劳动报酬作为劳动者重要的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相比有其特殊性。为保证劳动者报酬权的实现,有必要从刑法的角度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进行惩处。在刑法修正案已经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入罪的情况下,为追究行为人责任首先应对犯罪进行认定。     

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纯粹法益保护论的不足——以刑法伦理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型强奸罪法定刑的立法在司法实践层面缺乏支撑,纯粹法益保护理论不能为此次修法中不改变罪状便大幅提高法定刑的立法提供理论支持。为弥补理论不足,刑事立法者在进行立法活动时还应当考虑到刑法伦理。刑法伦理是凝结在法律中的大众法感情,其要求刑事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注意到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而形成不同的立法态度、罪状描述模式等;要求司法者在进行司法活动特别是裁判活动时注意刑法伦理性与刑罚伦理性,保证罪刑相适应。     

刑事诉讼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以科技定位侦查为视角

保护个人信息不仅是私法和实体法领域的重要使命,也是公法和程序法领域的时代命题。以科技定位侦查为代表的数据获取和分析行为加剧了个人信息的失控危机。对此,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提供了不同的分析框架,但前者存在明显弊端,需要后者予以补充。应顺应个人信息保护的发展趋势,重视对非内容信息和第三方数据的保护,并由司法保护模式和统合式保护模式转向立法保护模式和层级化保护模式。在我国,应以不受监控的权利和不被分析的权利为判断工具,对四类取证行为进行梯度化的体系建构,完善审批程序和令状程序,赋予信息主体同意权、知情权与删除权。     

完善儿童权益保护之探析——以设立虐童罪为视角

少年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理应保证未成年人有一个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虐待儿童事件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于儿童健康成长的强烈关注。目前,我国尚未设立虐童罪,然而调查表明90%的人支持设立虐童罪。随着虐童事件的发酵,关于虐童罪的讨论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鉴此,分析虐童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通过立法增设"虐童罪",无疑是遏制虐童现象的重要举措。     

刑法中“亲亲相隐”之国家本位观——以刑法不得已原则为视角

对于“亲亲相隐”,有学者认为要弘扬,也有人认为其为中国几千年腐败与王朝兴衰的根源.鲜有学者对“亲亲相隐”在我国历史中能长期存续的内在原因进行探讨.“亲亲相隐”原则能否在刑事法上得以确立,实质是国家本位观与个人本位观博弈的体现.     

论我国刑罚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当前世界各国均在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推动下,对本国的刑罚制度进行改革,我国《刑法修正案(八)》集中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但同时,我国刑罚制度依然存在整体刑罚结构仍然趋重、管制适用范围狭窄等问题和不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并进一步提出完善管制和缓刑,强化监管措施和监管制度的构想。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体系性建构——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分析范本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再次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纳入修改的范围,此次修改扩大了惩治范畴,进一步规范了立法用语,但在解决部分争议、完善法条设计的同时衍生出多个问题。《草案》第16条第一款与第三款间的设置不合理,《草案》第16条第二款依第一款规定进行处罚将导致罪刑设置上的失衡,出售属于提供的同义反复及犯罪行为规定不够全面等。因此,有必要对《刑法》第253条之一进行重新建构,以建立全面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体系。     

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兼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食品安全立法

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刑法的作用,以强化对公害犯罪的刑法规制。结合《刑法修正案(八)》及我国的《食品安全法》,探讨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犯罪构成上的特征以及刑事责任,试图从理论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网络立法请勿“截流”——从“人肉搜索”谈隐私权的分类保护

为保障表达自由的同时更好地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通过加快制定和完善各种网络立法,把技术指标保障与法制规范调整结合起来,不断探索网络权益保护的有效途径。     

受贿行为研究——以党内法规与刑法对比为视角

党内法规对受贿行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党纪处分条例》、《谋利若干规定》、《廉政准则》和《<廉政准则>实施办法》中。从与刑法相对比的角度看,党内法规对受贿行为的规定主要存在从重或者加重处分规定合理、处罚行为未遂规定科学、增加财物为收受对象有利于打击经济型受贿、不限定谋取利益的内容有利于打击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四个合理之处和单独规定变相被动受贿行为不必要、斡旋型受贿规定范围窄、合伙私分定性为受贿不妥当、限定请托人范围不合理、党内法规某些用语不规范五个不足之处。     

罪刑法定视野下的刑法立法解释——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解释权为视角

刑法立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规定的含义进行阐明的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表现形式只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之外，对刑法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解释。对刑法立法解释存在的合理性，理论界一直充满着怀疑和指责，主张废除立法解释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即使是赞同保留立法解释的学者，也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比如从解释方式上看，     

隐私权视野下我国侦查立法之检讨——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

我国《刑事诉讼法》基于侦查的功能与价值,在其程序设计上充分映现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与平衡。这一程序的特点,极易让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在侦查实践中,侵害公民个人隐私权的现象屡有发生。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作了诸多修改,充分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但在刑事侦查阶段的隐私权保护方面仍然涉及甚少。有鉴于此,对我国侦查程序的相关立法进行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完善以《刑事诉讼法》为核心的相关侦查立法,在侦查活动中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