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

在世界范围内 ,建立在韦伯官僚制度下的传统公共行政出现了合法性危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表现为以官僚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行政行为成本高而透明度低、公共行政目标缺少战略思维、公共行政产出无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产生这些危机的根源主要由于公共行政思想在本土化、行政体制的形成和改革过程中的偏差而引发的。治理我国公共行政的危机主要包括完善官僚体制、推进政府“合法化”和推行“法治之治”等路径     

数字政府时代的算法行政：形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理路

在数字政府时代,算法与公共行政的深度融合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与发展,有必要对算法行政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等展开研究。在形成逻辑上,基于“技术-行政”互融的理论模型,算法以社会计算的方式赋能行政模式转型,在提升绩效价值的同时,亦产生程序价值贬损的负效应,并带来权威转移、依据变化以及过程改变等实质影响。有鉴于此,需要划分不同类型算法行政的人机关系,形成“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督。同时,立足于治理意蕴以确立“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的双层结构。为进一步促进算法行政的法治化实践,则需要剖析其运转要素和运行机制,并从代码透明、正当控制、程序正义、平台组织、数据治理、数字化行政行为等方面来构建算法行政的法治秩序。     

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重思——基层治理中“责任陷阱”的化解之道

随着公共行政嵌入的环境以及面对的问题走向复杂化，公共行政研究逐渐转向“结构”和“行动”的复合型思路。然而，公共行政中对于行动的分析更多是关于“行动者”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中的“行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与总结普遍性的理论。现实中，基层行政是行动分析的重要场景，其中关涉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问题。在复杂的行政体系和治理情境中，行动者的行动受到了“责任陷阱”的局限，严重影响到政策效能的输出。究其原因，在于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行动者注意力分配的影响以及行动选择的限制。为了破解“责任陷阱”的结构性梗阻，实现基层行政的“责任治理”，应该从调整问责机制和赋予基层行政自由裁量权两个方面展开。     

“过程”与“生成”:公共行政的未来指向

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价值中立的，政府所有规范性的主张都必然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政府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开展行动。然而现代公共行政被“制度-技术”的复合框架牢牢固定，变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道德景观”塑形过程，这直接导致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成为了主流的行政形态。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以失去可能性为代价换取现实性，这导致行政系统在对“目标”的追逐中逐渐被异化为失去道德和生机的机器。公共行政需要从强调“生成”的传统中突围，转向建构一种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以行政伦理学替代行政管理学为“第一行政学”，强调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是根据情境对决策中诸种终极价值作优先性排序。中国因自身的德治仁政传统而在建构“过程”行政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转变为学术、学科和话语优势。     

论公共行政价值对合法性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僚制成为现代组织的基本形态，“效率”是公共行政组织的核心价值目标。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节奏日益加快，传统的官僚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分权、市场化、引入竞争部分地解决了政府的效率问题，但却没有解决人们对“公平”、“正义”强烈的需要，“新公共行政”提出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之外，还应把正义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公共行政价值的嬗变实质上是对合法性要求的一种回应。     

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整合

随着行政范式的变迁,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发生变化。公共行政应该坚持哪些价值以及如何坚持这些价值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划分不能简单采取公平—效率二分法,而应该从更为广义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实践来看,两类价值不会自动走向融合,需要公共价值管理这一新的行政范式予以调解和引导,从而最终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强效整合与动态平衡。     

“新公共管理“理论分析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被称为行政管理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它涉及到以往的公共行政领域所未涉及的大量专题,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政府失败、自给型公共组织等,成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第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化”将政府从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 解决机构臃肿、预算超支、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与腐败盛行的顽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策组织与规制组织的职能是负责“掌舵”,而服务提供组织与…     

政府公共行政服务浅议

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这就要求在加入WTO条件下以及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努力实现政府公共行政服务的全面创新。公共行政服务是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也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政府公共服务，就是按照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原则，为社会、企业、居民提供公共设施、公共环境、公共安全、公用事业以及医疗、保险、贫困救济等社会公共保障。从我国实际出发，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即“政策规划、制度创新、城市管理、服务理念。”一、制定公…     

走向文化公共治理

迄今所呈现和暴露的文化缺失,正是导致政治与行政、事实和价值分离、管理主义与价值主义"抽象对立"的根本原因。文化天然独具的公共性、实践性、治理性表明,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公共治理体系,应当走向文化公共治理。走向文化公共治理,是提升社会质量的有效途径,进而可望为解决好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事实和价值的融合找到可能的进路与出路。公共行政只有添上文化的"油",才有望重获力量;插上文化的翅膀,方能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解决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问题。     

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内在逻辑及裂隙整合

以技术为中心的算法治理和以人为中心的生命治理发展并完善了公共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贡献和挑战。本研究从“技术-科学”“结构-过程”“生命-价值”三个维度六个属性分析了算法治理的逻辑,从抽象价值、整体统计和个体关照三个维度六个层面探究了算法加持的生命治理逻辑,以及二者之间的裂隙与整合;同时,认为要防止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整体异化,即算法逻辑、管理逻辑和价值逻辑整合的“技术嵌入-系统扩散-裂隙生成”异化过程出现。为完善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提出要在价值性构建、制度建设和完善、算法效率与安全平衡、治理环境生态系统方面实现算法治理与生命治理的创新性整合。     

认知、利益与妥协——区域公共管理的政治前提阐释

在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的复杂生态条件下,囿于行政区划基础上的封闭治理模式——行政区行政已难以通过自身调适有效解决日益＂外溢化＂和＂区域化＂的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传统行政区行政模式必须向区域公共管理模式转变。这种后发外生型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必然涉及政治系统调整和改变。政治系统内部的认知差异、利益差异及相互妥协是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实施的政治前提。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回顾与展望

澳门回归祖国后,历经前两任特首努力,清理澳葡时期的公共管理弊端,逐步建立适应澳门区情,与现代化接轨的公共管理体系。澳门的公共行政改革在“一国两制”之下立足澳门特点,从重构公共行政管理体系到完善制度建设,实现了“澳人治澳”。新时期下澳门的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澳门公共行政管理体系要立足于国家战略,准确定位澳门发展方向,服务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实践“一国两制”,探索“政府—民众”联合治理民主模式。     

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理性思考

“行政学中国化”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的重心是从中国公共问题的原生性背景中解读公共性,应当体现出一种对公共性的中国关怀。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公共行政学将是“行政学中国化”可预期的学科成就。     

对公共权力良性治理的探讨

为了促进公共权力的良性治理，寻求解决当前公共权力腐败难题和促使公共权力高效运作的解决方案，本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从分析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模式着手，通过建立博奕模型着力寻找我国公共权力治理的瓶颈所在，并且根据所作分析对促进当前我国公共权力的良性治理提出了相应的方案。     

从独白走向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的哲学意蕴与实践

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官僚体制下的“独白式”体制的逐渐解体,话语垄断权的打破．建立在民主参与取向、责任取向、正义取向、回应取向和伦理取向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初步形成,开始走向“对话式”体制。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互主体性”关系中践行公共治理价值体系,是实现行政哲学由独白走向对话的必然路径与选择。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向分析——一个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比较研究的视角

作为政府治理新模式，服务型政府实质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制度架构与制度延伸。这不仅有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关注的如何从操作层面的组织技术和管理手段上改进公共服务效率的问题，更涉及到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宪政主义内涵的重构，涉及到政府公共行政的理念转变与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必须突破新公共管理理论基于管理主义思维的组织和技术工具层面改革框架的窠臼，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     

技术驱动与科层统合：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交互机制

本文将“一网统管”建设作为考察时下中国技术与制度，更具体说是数字技术与科层制度关系的一个切口。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治理变革，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全面探索数字化转型这一技术治理导向的城市治理创新之路。与此同时，城市管理体制发展正在经历“重心下移”的势态。在此双重逻辑下，各行政层级如何回应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需求？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数字化转型阶段，技术与治理不是单向赋能或决定的，而是交互的。本文提炼出交互型平台治理的四大机制：虚实互映、感行合一、双轨合力、人机融合。为了解决政府科层组织僵化低效、条块分割等带来的超大城市治理难题，上海市提出以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的创新方式来将数字技术融入到科层组织之中，寓技术于组织，试图推进技术与制度的交互影响与变革，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革命性再造。     

对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趋向的分析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在对传统官僚行政的变革中,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行政两种理论分别从管理与治理两个方面对传统官僚行政的组织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做出理论上的扬弃,从而导致管理主义与治理主义之争。其实管理与治理对于变革中的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实现管理与治理的统一是当代西方公共行政变革的基本趋向。     

方法论视角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化

在公共行政学方法论视角下,行政伦理制度化是涉及公共行政实践和公共行政理论两大领域的一种公共行政学方法,它包括行政制度创新方法、行政伦理管理方法和行政研究方法等三个层次的内涵。从这一角度开展行政伦理制度化研究,对于创新政府行政制度供给模式、提高政府伦理管理能力、探索伦理行政和法治行政相结合的现代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探索。     

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逻辑、症候与纾解

算法作为计算机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在数据的喂养下将输入数据转化为输出数据的计算模型,是推进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要素。随着公共文化传播日益“算法化”,作为技术、权力、媒介的算法成为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中介。算法基于用户画像进行公共文化精准推送、以虚拟趣缘社群助力文化共同体构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方式、目标和主体维度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算法是一柄双刃剑,算法落入数据陷阱放大治理公平困境,平台造成的过滤气泡固化受众文化审美“茧房”,对算法的依赖掣肘治理主体能力提升,由此产生普惠均等困境加剧、公共文化空间逼仄、主流文化价值遗失的症候,阻滞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因而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悖论。为此,需要彰显人文关怀,观照算法“弃民”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提升算法开发者和公众的算法素养,冲破文化审美茧房;强化协同思维,聚合多元主体治理合力以克服算法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