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本文在阐述乌鲁木齐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推进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     

社会组织融入社区治理的角色和路径研究

在协同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社会组织作为重要外部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通过对北京市某支持类社会组织的调研发现,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治理中主要承担规范化建设、培育赋能、搭建资源平台、推动“五社联动”的作用,面对社区不同治理主体分别扮演着合作者、参与动员者、陪伴者的角色。目前依然存在政府购买服务成效不足、社区居委会配合度不高、居民对社会组织认同感不强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以石家庄市裕华区为例

“十三五”时期,石家庄市裕华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数量上比“十二五”时期增长了63%,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拓展了政府之外更多的服务范围,提高了服务水平,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提升了社区居民幸福指数,优化了社会治理机制,有效维护了基层稳定等。同时存在规模小,实力弱,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参与程度不高,外界支持、扶持不够等现实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强观念理念创新、制定系统发展规划、政策扶持以及加强专业社工队伍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机制构建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社会组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依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何使社会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必须着重从构建和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机制入手解决。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对策思考——以上海徐汇区为例

在市场化改革的新时期,上海徐汇区社会组织获得了持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作为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徐汇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既锻炼了自身,又服务了居民,扩大了社会影响,但同时也遇到了政府支持不足、居民认同度低、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一系列问题。本文拟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对策。     

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随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基层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发挥社会动员的独特优势,积极引导社区居民以适当的方式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当前,在社区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社会动员行动范式表现出分类精细化、机制结构化、逻辑明晰化等鲜明特征,在利益选择、社区资源、归属感、社会力量等方面面临动员困境。亟待通过社会动员理念重塑、社会动员共同体构建、社会动员技术更新、社会动员资源整合和社会动员抗逆力提升等,提高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动员效率,同时,准确把握社会动员的适度边界,实现居民参与基层治理与社会动员在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价值。     

社区治理社会化的实践路径与发展趋向

社区治理社会化作为医治社区行政化弊病的路径选择,愈发成为当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社会化已形成“嵌入式”和“内生式”两种实践样态。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视角,“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会组织实现社区外部社会性要素的集聚,“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依赖社区组织实现社区内部社会性要素的盘活和整合。“嵌入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会组织治理体系,“内生式”社区治理社会化形成社区组织治理体系。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两种实践形态日渐耗散着现行社区治理结构与体系,带来了社区社会性资源内外区隔的困局,阻碍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的发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社区治理社会化亟待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推动从分治到融合的社区治理社会化的体系之变。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融合样态旨在型塑整体性治理体系,深化和拓展居民自治,更好地将社区治理社会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有效承载体。在深刻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基础上,立足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实践,从坚持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以人人有责为基础,增强居民共同体意识;以人人尽责为抓手,培育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以人人享有为目标,聚力保民生聚民心等方面探索乌鲁木齐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社区治理与社会参与网络体系的构建

活跃的公民参与不仅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也是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指向。作为衡量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公共空间和谐程度的重要指标，社会参与系数的高低决定了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强弱以及社区治理的绩效。因此，研究社会参与网络体系的构建对于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和促进社区发展进程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价值、困境与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可以提升公共危机治理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虽然成效明显,但仍面临着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组织化程度较低、自治能力较弱等多重困境。因此,必须从政府与社会组织自身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制度性框架的构建,优化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和效能,促进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大连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问题研究

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也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和构建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基本途径。近几年,大连市社区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加强基层党建、提供公共服务、扶贫帮困、维护稳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总体来说,大连市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着"小"、"散"、"不均衡"、"缺人才"、"少参与"、"不规范"等问题,其提供公共服务、推进社区建设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所以,政府如何通过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来加强社区建设是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要求。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与路径优化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遵循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地位、贯彻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顺应社会多样化变化的必然选择。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比较成熟的探索有北京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深圳罗湖的“支部建在小区上”、浙江的“枫桥经验”升级版等案例。针对目前基层党组织存在的政治功能发挥不充分、干部队伍薄弱、制度机制不完善、社会动员力不足等问题,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要通过突出政治属性、提高队伍质量、健全制度体系、统合社会治理力量,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以把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将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机结合,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从碎片化治理到共同体构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路径转向

伴随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邻里互动较少、交往匿名性较强、人口流动性较大等不确定因素使城市社区成为陌生人社会,社区治理面临主体性碎片化、能力性碎片化、系统性碎片化及技术性碎片化等治理难题。尽管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视角,但忽视情感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难以克服社区治理主体异质性所带来的社区居民情感归属度不高、社区认同度不强等现实问题。共同体理念为社区治理去碎片化提供了原则遵循与目标导向,具有重塑社区公共价值、化解社区矛盾、凝聚社区居民共识、达成集体行动等价值与优势。为了消解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构建以公共性追求为内核的理念共同体,以关系重塑为依据的主体共同体,以三治融合为依托的行为共同体,以协商议事为重点的场域共同体,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治理共同体。     

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基层社会治理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人大代表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也是重要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中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质量的高水平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也彰显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和优越性。在提高人大代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质量水平上,关键要从优素质、搭平台、强监督、通路径等四个方面着眼,让人大代表更好地代表人民、联系人民、回应人民、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