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行为理论的探究

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法律行为,德国法称之为物权行为,但物权行为理论在中国曾长期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自我国物权法颁布实施后,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主要从物权行为的起源与发展、基本内容和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意义三方面论述物权行为.     

论我国现行立法背景下的物权变动模式

物权的变动模式作为物权法的重要内容,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现行立法背景下的物权变动模式,对于未来物权立法能否选择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物权变动模式,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虽非债权意思主义,但也绝不是学界通说的债权形式主义,而是一种特有的模式——物权意思主义。     

市场交易的内在需求与物权行为立法

本文从市场交易与物权行为的一般关系出发 ,论述了交易安全与物权行为制度、交易公平与物权行为制度、交易迅捷与物权行为制度 ,认为物权行为作为一种现实的而非臆想的法律行为 ,它与债权行为一道完成交易过程。物权行为制度有利于交易安全 ,也有利于交易迅捷 ,又不损害交易公平 ,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调整交易关系即物权变动关系的最佳制度模式。我国物权立法应确认物权行为制度。     

对物权行为及物权变动的理论思考

作为一种常见的法律事实，物权行为应当与债权行为同样受到重视。通过实例对物权行为的结构深入分析，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债权行为完成对物权变动的理论探讨，进一步证明物权行为存在的价值及建立物权制度的必要性。     

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交付

一般认为,我国法上的物权变动原则上采债权形式主义,例外采意思主义加公示对抗主义。在意思主义模式下,不动产物权何时变动,存在认定上的困难;而在债权形式主义下,登记成立与权利的真正变动之间又有很大的真空期。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应当采债权意思加交付成立,登记对抗的做法。赋予交付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手段,赋予占有为不动产物权享有的公示手段,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手段。这种方式,因需要交付成立不同于意思主义,因登记对抗,不同于登记成立的形式主义。     

事实行为成就物权变动与法律判断

事实行为成就物权变动效力的司法确认,法院行使的是事实行为是否成就物权变动效力的探明权而不是判断权。“事实是否成就”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其认定标准究竟应由立法解决,抑或由法官自由心证,在理论上比较容易区分,但在司法判断中则较难清晰界定。法院对因事实行为导致物权变动效力类纠纷的裁判,在保障交易安全、体现“国家干预”的同时,应充分尊重财产权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缘由,从建构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角度确认事实行为成就的物权变动效力,切实维护权利人的利益。     

物权行为理论辨析

物权行为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学者正是从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物权行为、债权行为等具体法律行为形式中才抽象出法律行为这一上位概念并将其置于民法总则的地位。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只是全部物权行为理论中很小的一部分 ,它们是针对发生在买卖、互易和赠与等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行为而提出的理论。因此不能把否定“买卖中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的观点发展成为否定整个物权行为的观点。某种行为为无因行为 ,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物权变动模式之选择与交易安全

物权变动模式之争历时已数百年,交易安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物权变动与交易安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价值取向不完全一致,不应当合并在一起用一个规则来处理。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使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的问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反对者所提出的诘难是不能成立的。     

契据交付:英美法中的“物权行为”——历史的巧合还是生活的必然?

根据英美法契据制度,契据交付中包含着明确的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以产权的直接移转为内容,并且契据交付独立于买卖合同而成为产权移转的基础和原因。因此,契据交付完全符合物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与德国法中的物权行为有所不同的是,契据交付既非无因,亦非有因,它与买卖合同之间的效力隔绝甚至要比无因原则更为彻底。这一事实反映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理念,即私权之变动应基于自由之意志。同时,无因性并非物权行为唯一可选的立法模式。     

物权行为成立的理论探讨

物权行为的现实存在性不能因其理论的抽象性而被抹掉。本文认为对"交付"涵义应界定为在以履行债权或处分行为的意思之下而为,这样"交付"便成为包含物权合意与债权履行含义的物权行为。只有这样,物权行为理论才能从抽象理论中走出,为现实生活所接受。     

试论物权公示原则在物权性质界定与类别划分中的意义——兼评公示要件主义与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选择

物权公示原则不唯是关于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其在物权的性质界定和类别划分中亦具有重要意义。公示要件主义意义上的物权公示原则与关于物权性质的物权绝对原则、关于物权种类的物权法定原则具有内在和谐性和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意思主义和公示对抗主义模式下的物权公示原则与物权法上的其他制度则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将会出现物权分为“有对抗力的物权”和“无对抗力的物权”之窘境。我国立法上应以公示要件主义为基础而设计物权变动的规范模式,公示对抗主义只宜在极个别的场合下适用。我国《物权法》中采行公示要件主义与公示对抗主义“并重”模式的做法,其妥当性值得推敲和检讨。     

设立物权的合同和登记交付——论我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物权法》出台后,我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已明确为登记生效主义,但并没有明确具体采用德国模式还是瑞士模式。经过对大陆法系三种物权变动立法模式法国主义、德国主义、瑞士主义的比较,本文认为瑞士主义兼取了前两者之长,弥补了前两者之短,以其结构上的优势以及对我国国情的适应性成为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当然选择。     

阐释:在制度与理念之间——关于物权行为合理性的若干思考

理论是沟通制度与理念的桥梁。物权行为理论乃是基于登记的限度理念,对现有的登记生效主义模式所做的有利于私法自治的一种理论阐述。登记限度的理念要求尽可能地降低成本、避免错误、尊重自由,为此,登记生效主义确立了物权变动时双方共同申请的原则,并且使双方申请时达成的合意成为登记效力的来源,从而与申请前的债权合同相区别,成为物权行为。尽管登记同意和公证制度的出现极大地替代了双方申请原则,但登记同意和公证替代的不彻底,反而更突出了物权行为理论阐释的合理性。     

也论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

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应当区分为以法定公示形式表彰和非以法定公示形式表彰的物权归属确定。不能区分此二者,是造成对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之研究不够彻底的原因。我国物权立法应参酌不同立法例,建立以事实物权、法律物权的基本分类为基础的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的法律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具象物权的归属确定规则和抽象物权的归属确定规则。     

非依法律行为之不动产物权变动

基于非法律行为发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 ,而是因法律规定的事实条件的成就而直接生效。在权利取得人办理不动产物权取得登记之前 ,其所享有的权利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而且非经办理取得登记 ,权利取得人不得处分该不动产 ,但如已完成处分行为 ,该处分行为应为有效。     

交易中的物权归属确定

一般认为的确权案件仅指相邻疆界争议或者权属历史不清的案件 ,而非现实交易中的物权确定案件。但因交易产生的物权确定案件才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而我国过去的立法和以及法理在这方面却相当混乱。应当否定以合同确权的做法 ,因为合同只是债权变动的根据 ,其效力不足以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仅仅依据不动产登记确定不动产物权具有有限性 ,应该按照物权的意思表示确定其权利归属。     

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法理基础是支配权与请求权的区分,否认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区分原则具有合理性.我国物权法应当承认区分原则.     

试论诈骗罪中的“自愿交付”行为

诈骗罪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财产性犯罪之一。它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对于该罪的认定，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中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是对于该罪构成要件中的“被害人自愿交付行为”，各方也有自己不同的分析角度与结论。再加上如今犯罪手段方式发展变化甚为迅速，这就给诈骗罪的认定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本丈在收集整理各种观点学说的基础上，联系现实生活中诈骗罪认定的相关问题，对这一“自愿交付”行为进行了分解探讨。     

论物权行为的形式——以《物权法》为视角

物权行为是德国法的创造,即以设立、变更、消灭物权为目的的行为。我国法律理论中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德国的法律行为的内涵相去甚远。由于长期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对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内涵外延的含混,导致我国法律体系中许多不合理的条文长期存在。《物权法》的实施对上述内容有了部分修正,再次检讨此问题,希望能明确在此问题上与《物权法》相冲突的一些法律条文,以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