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立法模式研究

刑事法律和民事、行政法律在属性方面区别很大,因为其主要发挥法律的强制功能,其法律适用的后果是消极的,并且以限制人权作为基本形式.同时,由于法典和单行法不可能同时制定,一些涉及社会重要领域的单行法律的制定要晚于刑事法典,因此,在刑事法典中将最新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不太现实.这样,通过附属立法的模式,可以应对法律空白问题,使刑法能够及时规制相关的社会领域和社会问题.     

论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缺陷及其完善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是刑事再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再审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无不与其密切相关。我国目前对刑事再审启动程序尚缺乏深入研究,因而难以全面认识和合理构建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本文在考察各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模式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重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具体构想。     

完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之构想

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是刑事再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刑事再审程序在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无不与其密切相关。我国目前对刑事再审启动程序尚缺乏深入研究 ,因而难以全面认识和合理构建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本文在考察各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模式和刑事再审启动原则的基础上 ,分析了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所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重构我国刑事再审启动程序的具体构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转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诉讼化,在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际上就是落实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从"追诉型"向"保障型"转变.确立单一的强制措施适用目的、多元化的强制措施结构、证明标准和理性化的强制措施手段和对象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     

恢复性司法理论及其引入与借鉴

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目前已经在很多国家都有立法和司法实践,并且已经受到了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虽然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基本原则、价值追求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并非完全等同,我国虽不宜全盘引入恢复性司法理论,但可以借鉴其合理成分以完善我国现有的刑事和解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思考

司法实践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如在审判组织上,大多数法院设立了专门的审判组织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在审判程序上,各地法院普遍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各类新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比如近年来实践中就有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探索"恢复性司法"模式。但在我看来,当下包括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广泛实践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只是给传统的一些习惯做法贴上了"标签"而已。正是基于这样的印象,本文将考察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被称作"恢复性司法"模式重在揭示这一模式是否有效的实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目标和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恢复性司法模式"的若干设想。     

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功能与模式研究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作出了一些尝试和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刑事和解标准,在刑事和解的实务中存在不少不尽完善的地方。本文将从检察环节适用刑事和解的视角对刑事和解的功能、适用条件、范围及程序等规范化模式进行探讨。     

刑事质证模式的分析与比较

刑事质证程序模式从属于刑事诉讼程序模式现有质证模式分为纠问式、控辩式与混合式三种。并且刑事质证模式也分为法官主质型、控辩方主质型和兼容型。大陆国家采取的是法官主质证模式,强调的是法官的重要作用。英美法系采取的是控辩方主质证模式强调的是控辩方的重要作用。控辩方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控辩为兼容型的质证模式。兼容型质证模式吸收了前两种质证模式的优点,不仅考虑了公平也兼顾了效率。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存在借鉴性和移植性。兼容型质证模式在我国适用居多。但在实践中,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法官的能动性过于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应该形成一种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方居于主导地位的庭审模式。     

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中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辩护制度因以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为主题,其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性、科学性和人权保障状况的重要标志。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但也突显出不少问题。本文指出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这些缺陷,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势在必行。     

中美刑事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典型代表的美国之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国家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不仅是一种潮流,也是一种趋势。因此将中美两国的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就显得很有现实意义。本文主要从诉讼模式、陪审制度、刑事和解这三方面来研究中美两国在刑事制度上的区别。     

以家庭暴力罪为基点透析刑事和解制度

家庭是社会组织结构的细胞,是以婚姻、血缘及共同经济基础为纽带所组成的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亲属团体。家庭内部关系的安宁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由于受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这些伦理道德观念已深入人心,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的婚姻家庭观念不免打上历史的印记,同时也给家庭暴力的形成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家庭暴力无疑是阻碍家庭内部关系稳定与和谐的绊脚石,它极大的危害着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家庭的和睦及社会的稳定。这个问题已成为全球性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因此,本文从犯罪学角度论述了家庭暴力的概念和犯罪构成,在分析其现状及成因的基础上透析我国家庭暴力的解决机制。因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还未将家庭暴力罪以明确的法律条文入罪,且在其量刑的过程中出现了重罪归罪,轻罪免罚的情况,使得受害人的利益无法得到确实的保护,出现了权益保护缺失的真空状态。本文落脚点在于对家庭暴力罪的诉讼形式进行研究,摸索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此问题的法律机制。     

刑事再审程序启动模式的反思与改进——以当事方的申诉为视角

由于刑事案件的纷繁复杂、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以及许多无法克服的主、客观制约因素,无论是哪个国家,纵使其有多么发达、完善的社会治理系统、有多么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想要完全避免刑事冤案的发生,都是不可能的.但冤案的不可避免并不等于可以对冤案视而不见、见错不纠.每个国家都有责任通过司法程序来及时、有效地纠正司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实现司法的最终公正,这是群众的期望,更应该是司法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新中国刑事立法移植苏联模式考

新中国初期进行了刑法起草工作 ,所完成的刑法草案主要移植了苏联模式 ,具体体现在强调刑法的阶级性 ,明确规定刑法任务、犯罪概念和刑罚目的 ,排斥罪刑法定主义原则 ,确立类推制度和规定刑法具有溯及力等方面。     

简易程序案件公诉模式改革刍议

新刑诉法对简易程序修改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冲击。如何应对新刑诉法,构建简易程序案件新的公诉模式,需了解简易程序发展演变历程,结合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以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建立认罪答辩协商机制、采用集中办案制度、科学简化程序公诉模式,依法行使公诉职能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略论我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完善

刑事保护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的一种重要法律手段。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体系基本符合有关国际条约的最低要求。但在新形势下,这一体系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需要。完善这一体系的措施包括:提高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选择合适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模式、厘清基本相同商标与近似商标的界限、调整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主观要件等。     

恢复性司法述议

恢复性司法以恢复原有社会秩序为目的,着重于对被害人所受伤害的补偿以及对犯罪行为人的改造,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系统性反应。本文结合中外司法实践,探索恢复性司法的模式问题。     

刑事和解基础理论探究

刑事和解制度历经数年司法实践,最终以立法形式确定,成为中国刑事诉讼框架内的一项最基本制度,为司法工作人员正确行使国家司法公权,有效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效途径。而若准确把握和执行刑事和解制度,则需透彻理解其背后的基础理论,如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之不足、国家权力让渡、西方和解理论与中国"和"文化等。     

论我国刑事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创新

曾一度被炒地沸沸扬扬的邱兴华杀人案暴露出我国刑事诉讼司法鉴定领域一个长期未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即刑事鉴定启动程序所存在的弊端。在认真分析和深刻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之后,本文认为当前应当按照现代诉讼原则和理念并结合我国国情对刑事鉴定程序加以改革和完善。最后,本文对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改革和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设想和观点。     

刑事立法模式研究

刑事立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进行刑事立法时所采取的模式。由于各国所属的法系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 ,或者相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国家的刑事立法机关及其权限、立法程序的不同 ,使得各国的刑事立法模式各具特色且呈现出多样性。     

刑事证据排除的两种模式

根据排除规则的规范对象以及排除证据的法律后果和操作程序,刑事证据排除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即以规范证据能力为中心的美国排除模式和以规范证明力为中心的中国排除模式.美国模式与其陪审团审判、对抗制审判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模式则是一元制审判组织、探求案件事实真相、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产物.尽管美国模式有助于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提高审判的效率,但是却付出了牺牲案件事实真相的代价.中国模式虽然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但是过于强调案件事实真相,不仅导致严厉的审查判断规则难以得到执行,而且无法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适合的生长土壤.而且,以规范证明力为中心的方式来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既不符合法理,又没有对症下药,甚至为法官滥用裁量权提供了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