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型特权：标准与判断

特权是封建社会政治传统和资本主义政治思想在当代的反映，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特权可以分为权力型特权和权利型特权。从权力型特权的角度看，可以把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和合道德性作为其判断标准，其中以正当性为核心。三个标准的不同组合，构成权力型特权的不同类型。在反特权的时候，应当追求民主判断、司法判断和道德判断的统一，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特权争议，避免社会阶层之间的剧烈冲突。     

合法性与有效性二元逻辑的互动:政党执政战略的透视与诉求

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的执政逻辑有两种战略选择:合法性与有效性。从制度层面的合法律性、价值层面的合道德性和目标层面的合公益性透视合法性生成有效性的执政逻辑,可以看出单一合法性逻辑的低效能困境。从有效益性、有效率性和有效果性透视有效性中汲取合法性的执政逻辑,可以看出单一有效性逻辑的低认同度。因此,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互动既是政党改革的必然诉求,也是执政逻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理性诉求。     

法律职业调控机制与法律职业者的境界

现代社会法治的确立以及法律作用的扩展和增强 ,使法律职业变得越加重要。为使法律职业主体体系———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切实发挥其推进法治、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使命 ,必须建立相应的完善的调控机制 ,确保法律职业活动的合法性、合伦理性。完整的法律职业调控机制是由法律、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三个不同层面的调控机制构成的调控体系。与此相应 ,法律职业者的职业境界也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法律境界、伦理境界和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法律职业者都应当而且必须超越法律境界 ,达至伦理境界 ,并在道德境界中无限提升。     

论党内法规的内在道德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实施体系、有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保障体系。作为由规范构成的体系,党内法规体系有自己的内在道德。借助内在道德,党内法规才能唤起党员服从的热情,使得党内法规具有可服从性。党内法规的内在道德应该包括以下八项程序性原则:一般性、公开性、不溯及既往、语言合理性、内部一致性、可行性、稳定性、适用一致性。当然,必须看到党内法规内在道德存在的局限性,即内在道德只是一个形式合法性问题。在党内法规的形式合法性之外,还有一个实质合法性问题。     

自然法和永恒法——托马斯论行为的合道德性

托马斯关于自然法和永恒法的论述是他对行为之合道德性的论证。他从区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出发,指出自然法乃道德的至上原理;他论述了人的自然倾向作为自然法的内容对人行为的道德约束力和强制性;他指出了永恒法和人类本性的内在一致性;他强调人的道德义务派生于自然倾向,并围绕性道德对自然倾向进行了理性的解释,认为性道德乃是遵循自然法的一个合理要求;此外,良知来自良习的论点阐明了他实践理性优先的原则。     

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考量

基本权利限制在法释义学理论上有外在限制理论与内在限制理论之分。在接受外在限制理论的前提下，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考量遵循三阶段分析框架：首先确定基本权利的保护领域，其次认定干预行为是否存在，最后考量干预行为是否合宪。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考量包括形式合宪和实质合宪，前者包括法律保留、个案法律禁止及正当法律程序等考量要素，后者则包括比例原则、本质内容不得侵犯和三重审查基准。     

试论德治的政治伦理视角

政治与道德或法律与伦理 ,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 ,他们共同构成社会和国家生存与生长的规范基础和理想目标。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规范 ,法治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 ,具有作为社会国家治理方式的基础地位 ,而德治是政治的合道德性或伦理合理性 ,这是民主法制基础上的道德正当性诉求。德治与法治的内在价值关系应当是相互配应和相互支持的价值资源互补关系。这种政治伦理理念应当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条件下的以德治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     

论司法正义及其保障

司法正义不仅是司法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更是一个制度问题。司法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是矫正正义 ,由此我们可以确立司法正当性的三个标准 ,即对等性标准、人道标准和功利标准。司法的制度性道德体现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尤以程序正义最为关键 ,其内容包括人道、公正和自主三个基本原则。司法正义的实现要有外在制度和内在道德的支持 ,因此司法独立、法官和律师的德性以及律师制度等 ,都构成了司法正义实现的有力保障     

权力的正当性——马基雅弗利政治哲学的基石

被誉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的马基雅弗利所着力探讨的是权力的正当性及其基础问题,认为权力的正当性虽然可以奠基于合法性、合道德性之上,但其最后的基础和最高的准则是合目的性.其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公序良俗原则及其对我国刑法的启示

公序良俗体现了社会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内在需求,是秩序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统一。秩序理性可以为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提供导向,而道德理性则是刑法人道性的表征。秩序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统一,是刑法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二元机能的理论根基,同时也是培养理性刑法的观念先导。将公序良俗原则引入刑法,不仅为刑法干预社会生活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同时也有利于规范国家刑罚权,促使国家刑罚权的理性运行。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