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全面引领数智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笔谈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规划》并具体化提出“2522”总体布局,即“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两大基础,“做强做大数字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两个强化数字中国建设关键能力,“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两个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规划》的出台,意味着全面开启数字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多方协力,坚持整体主义方略,通过优化路径、创新能力引领、提升数字政府传播能力、数据治理转段与创新、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等,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数字政府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的发展已逐步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该文考察了政府数字化的经济影响。具体而言,该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城市政府网站得分数据,首次检验了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会有效降低产业结构偏离度,优化产业结构,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政府建设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传导机制在于显著降低企业办事成本、提升办事效率以及推动企业“优胜劣汰”。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西部地区、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以及高对外开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更好的发挥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该文结论一方面为理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驱动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为地方政府制定数字政府建设方案提供了重要思路。     

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

数字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全面开启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要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把数字政府建设放到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来系统谋划,准确把握时代需求,以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     

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

为什么大型的网络平台企业在数字时代能够以远超传统时代工业企业的速度聚集和增值资本?数据时代是否能够创造一种更为公平的经济体系还是反之?对于数据时代的资本运转,应该采用何种监管的态度和策略?这些都是构建数字时代经济体系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通过对数字经济体系与工业时代生产体系的价值分配比较可以发现,数字时代的资本方一方面提高普通劳动者强度、效率和延长劳动时间,另一方面通过消解发明者权益、降低管理成本、降低市场费用和逃避制度责任,从而达到更有效地积累剩余价值,可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剩余价值,如此加速了财富向更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引发包括两极分化、增加社会矛盾、破坏市场秩序等一系列问题。数字剩余价值既有生产性和创新性,也具有剥削性和垄断性。治理的策略一方面要进一步鼓励经济的数字化改造,提高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则要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报酬收益,更有效地优化税收调节机制,坚决强化反垄断、促进社会公平,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建设美好社会。     

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的生态经济责任——以桂林市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例

地方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者,应该自觉承担生态经济责任,发展生态经济。然而,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生态主体责任缺失,政府牵引生态经济的产业体系相对薄弱,生态经济发展不平衡。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欠缺,地方政府政策体系不完善,政府生态管理体制不健全。为此,我们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落实政府生态经济责任;制定地方配套政策,提高地方生态效益;加强生态管理体制创新,发挥政府生态职能;建立政府生态经济责任机制,打造生态责任政府。     

数字政府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革命性的姿态迅捷而深刻地改变着民众生活面貌和社会运作机理,诸如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于提升数字政府治理品质的重要功用。本文试图依凭机制的视角,从参与动因、参与困境和参与思路等层面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作一论析。     

中国生态小康指数56——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为56分

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中有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小康”概念主要从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进行阐述的。衡量是否小康，必须把“生态小康”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生态小康”的本质是绿色的、是清澈的、是洁净的、是安宁的、是健康的、是和谐的、是可持续的。     

建设数字中国的时代意蕴与重点领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数字中国的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生产发展、生活方式、政府治理、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建设数字中国的鲜明特征、路径选择和价值目标。建设数字中国,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只有人人共建,才能实现数字技术的全面共享,形成推动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强大合力,增强数字社会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构筑美好生活的新图景。     

数字鸿沟测算方法比较

首先介绍了几种通行的数字鸿沟测算方法,有美国电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的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法、斯洛文尼亚鲁布尔雅那大学的帕沃·西切尔的时间差距法、意大利的法比奥拉·里卡帝尼和莫罗·法里奥提出的相对集中度指数、德国的托比阿斯·休星和汉尼斯·塞尔霍夫提出的数字鸿沟综合指数(DDIX),分析了各自测算数字鸿沟的优劣及其指标设计中产生偏差的原因.最后提出了一种新的数字鸿沟测算方法——相对差距综合指数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有:理论通用,可进行国际、国内、静态、动态的比较分析;内涵直观,计算结果含义清晰,便于直观理解;数据完整,全部采用有公信力的统计数据,避免使用主观判断数据带来的不确定性.2007年发布的<中国数字鸿沟报告>中,即使用了该方法.     

城市未来社区的场景建设、居民融入与数字治理

城市未来社区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和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的创新路径。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出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的整体框架,并结合案例深入探究了城市未来社区场景建设、居民融入与数字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未来社区具有全面感知、动态可视、虚实互动、协同演进的优势特征。同时,城市未来社区也面临三大融入困境,包括存在过于追求未来社区的高大上,忽视居民的民生需求;居民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适应未来社区生活;不会应用社区现代信息技术,无法真正融入社区。政府及相关企业需从规划建设上通过全要素表达融入居民利益诉求;从运营管理上促进全过程呈现,提升科学精准管理;从治理服务上实现全周期可溯,切实保障居民权益;从社会保障上完善全域性监管,严防数字风险产生,扎实推进未来社区高质量发展。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公共价值创造:数字政府治理研究新视角——理论框架与路径选择

公共价值创造是政府的关键目标之一,但鲜有研究关注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解读数字政府治理.以公共价值创造和数字政府治理理论为基础,基于战略三角模型从公共价值创造角度重新审视数字政府治理的构成维度,包括公共价值、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并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以公共价值创造为关键目标的数字政府治理理论框架,为分析数字政...     

以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中国建设,明确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显著成就。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握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数字化发展全面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时代的环境社会治理：转型逻辑与挑战应对

环境社会治理是一种应用社会治理方式解决环境问题的新型治理模式。数字时代到来,环境社会治理依循以下三重逻辑进行转型：一是信息的数字化重塑了人们的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二是数字的网络化促进了环境信息的连通,加速了环境知识的共享;三是数字的智能化拓展了环境治理的主体范围,改变了环境纠纷的基本结构。数字时代为环境社会治理提供若干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挑战,即信息数字化易造成公众环境认知的困境与对环境行为的误导;数字的网络化增加了环境社会风险,影响了环境知识的有效形成;数字的智能化影响了治理决策系统的有效运行。基于以上问题的独特形成机制,数字时代环境社会治理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应对挑战：一是形成经验与数字有机协调的治理模式;二是构建公众参与互动的互联网平台,塑造规范化环境沟通场景;三是建立人工智能算法设计的生态环境标准与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