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一个概念模型

数字理念、资源和技术日益驱动传统政府向数字政府形态转型,而具备数字素养是公务员胜任数字政府场景与任务的关键,有必要对公务员数字素养的概念范畴及内容框架等基础问题进行理论讨论。在系统梳理公务员数字素养的议题背景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之上,从综合性的角度界定公务员数字素养,认为它是公务员在数字政府场景中开展数字化的行政与治理活动所需要的素质与能力综合。基于素质洋葱模型和数字政府理论的双重启发,从数字素质和数字能力两个面向,按照陀螺形态自上而下建构了数字心理素质、数字技能素质、数字行政能力、数字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组成了一个立体性的公务员数字素养框架,并据此进一步解析出13项具体的数字素养因子。     

赋能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治理：结构、过程与功能——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共同富裕是当前最主要的时代课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为导向的数字政府治理成为调整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影响因素。浙江数字政府治理通过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高品质生活,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通过建构“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对浙江数字政府治理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在赋能过程中,数字政府治理形成了多跨协同与扁平交互的结构逻辑、互构融合与流程再造的过程逻辑、机制重构与价值创造的功能逻辑。未来,面向共同富裕的数字政府应坚持数字普惠的基本价值理念、制度理性的基本建设路径和数字交互的基本建设方式。     

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政府治理是人类社会迈向数字时代背景下公共治理变迁的重要走向,体现了公共部门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念与实践的认识深化与演进。数字政府治理是数字政府构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数字国家、数字社会进行治理的结合,其实质是数字时代和数字化生存中的国家治理。数字政府治理超越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政府管理变迁互为前提和条件的悖论,将治理的目标和途径从推进政府变革转向创造基于数据流动和使用的数字政府与数字国家、数字社会、数字生活的共同价值。数字政府的实现条件是实现数据的无障碍流动,推动大数据的智能化应用,以及优先选择基于国家战略和民生福祉的数据驱动治理创新。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

对算法“技术赋能”与“技术负外部性”的不同关注使学术研究产生了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不同路径,却因此忽视了二者的有机联系。本文通过引入公共价值理论,构建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其中,算法治理创造绩效价值,算法规制创造程序价值。在二者关系上,算法治理催生算法规制,算法规制规范算法治理,二者的整合有助于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促进“善治”的实现。从公共价值视角厘清算法治理与算法规制的逻辑关系以后,政府可以积极利用算法治理创造绩效价值,构建“算法问责制”创造程序价值,以公共价值最大化为标准推进算法应用,并倡导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公共价值创造。     

数字政府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机制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革命性的姿态迅捷而深刻地改变着民众生活面貌和社会运作机理,诸如网络治理、多中心治理等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了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对于提升数字政府治理品质的重要功用。本文试图依凭机制的视角,从参与动因、参与困境和参与思路等层面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作一论析。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实践样态与运行机制——基于广东省“粤省事”平台的扎根理论研究

政企合作在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积极成效,理论界亟待对已有成功实践进行分析。基于广东省“粤省事”系列平台建设的实践,采用扎根理论尝试构建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政企合作模式。研究发现,在该政企合作模式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互动目标是政企合作的驱动力,政企互动目标通过互动机制作用于政企的互动过程,该互动机制体现在：“牵头组织”的统筹机制、混合型组织的多维制度关系内嵌机制、“项目处置”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数字生态价值网的共建机制。提炼了以混合型组织为载体的多元主体型政企合作模式的实践样态,以此解释政企合作的本土化经验,以期为其他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提有益参考,并丰富公共管理学政企合作领域的实证研究。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人数字身份运用：机理阐释及优化路径

在数字生态中,“个人数字身份”成为人们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个体标签。从理论层面对个人数字身份的技术解构和实践逻辑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探究个人数字身份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机理,能为有效释放个人数字身份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价值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式借鉴。作为流动治理中的个人数字标签,健康码是数字身份在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应用尝试。论文从健康码的本质内涵和运行机制着手,分析其在数字政府的技术、职能和结构三个层面的作用机理,深入探赜以深化个人数字身份应用推动数字政府高水平建设的路径,即从建设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加强数字身份监管保障和营造数字身份生态系统三个维度,推动个人数字身份的深化应用和良性发展,以期充分释放个人数字身份在经济社会中的潜在价值,推动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纵深发展。     

什么样的数字治理生态能提高数字政府发展水平？——基于生态视角的动态QCA分析

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统筹数字政府发展的新战略目标。而数字治理生态与数字政府发展间的动态作用机理还有待揭示。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组态理论搭建研究框架,以2015年至2021年间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并运用动态QCA方法从生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展开分析。结果发现：单个数字治理生态要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效应,数字政府发展日渐依赖于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数字赋能下社企助推型共栖生态”和“数据赋能下政社企协同型共栖生态”是产生高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而“生态待育型”和“需求不足下的资源缺位型”是导致低水平数字政府的生态类型;四类生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总体保持稳定,但2019年高结果组态解的一致性断崖式下跌,其可能原因是政策动因成为核心主导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丰富数字治理生态理论和厘清数字政府发展的约束条件,并为地方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政府发展战略提供政策参考。     

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价值、风险及其防控

瞬间爆火的ChatGPT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具有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可能。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体现出极高的价值,能够有效控制数字政府规模、助力数字政府治理决策、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效率、降低数字政府治理成本、推动数字政府治理精细化、强化数字政府监管,这充分证明类ChatGPT有必要嵌入数字政府治理领域。但是类ChatGPT同样给数字政府治理带来诸多风险,会加剧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风险、引发数字政府治理的安全风险、冲击数字政府治理的行政伦理、带来数字政府治理的新问题、扩大数字政府治理的人才瓶颈。建议坚持包容审慎原则来看待类ChatGPT,并应从管理机制、安全保障体系、自有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面入手,采用一系列举措来防范类ChatGPT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风险,以更好地发挥类ChatGPT对数字政府治理的赋能效用。     

数字政府发展的理论框架与评估体系研究——基于31个省级行政单位和101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数字化演进,全球进入政府数字化转型时代。然而,数字政府理论建构却滞后于数字政府实践发展。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数字政府的概念和形态,但仍缺乏系统理论框架以界定数字政府的内涵和外延、理解数字政府的构成要素和治理模式,更鲜有研究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水平进行系统性实证评估。本文从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入手,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构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OPCE理论框架,原创性提出了数字政府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并综合利用定量、定性和大数据等方法评估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101个大中城市数字政府的发展水平,进而探析了治理规模、经济发展、信息化程度、政府规模等因素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影响机理,验证了评估体系的合理性。     

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动员策略与理论源流——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基于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表现出的事实场景,可见积极型政府的特质与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推动着公共危机治理的结构化转型,并激起新的实践创新与理论探讨。政府作为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积极行动者,在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与数字治理的精准性之间,不断地形塑着数字化危机治理模式。积极型政府采用科层制统合、数字化驱动和舆论性引导等动员策略,基于"理念-数据-组织"的核心要素,形成模糊性治理、流动性治理和韧性治理"三位一体"的理论源流。但在积极型政府数字化危机治理中,还内含精准与模糊、高频流动与物理阻断、刚性与柔性、积极有为与过度干预等的可能张力和潜在挑战,需要从治理与技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刻反思,以实现积极型政府的自我超越与数字化的危机善治。     

数字乡村建设的分类实践：理由证成、经验探索与可能困境

分类推进是全面建成数字乡村的重要实现路径。以村庄本位为逻辑起点,通过建立村庄需求、社会基础和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阐释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理由、经验和困境。研究认为,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由数字乡村的价值定位、社会基础和目标导向共同决定的。围绕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文化和数字生态四大建设领域,多地建构了各具特色的数字乡村应用场景,为数字乡村分类实践提供了先行经验。从试点经验来看,分类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可能面临瞄准性困境、发展性困境和现代性困境。未来,需要调适好政府与社会、先发与后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最大限度纾解数字乡村分类实践的可能困境。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潜在风险与实践取向

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其自身的工具理性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理性高度耦合,这也为信息技术可持续赋能创造了先决条件。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依附于信息技术建构政府的有机过程,包括形态演进、高效行政、治理创新与价值选择四个维度,形成了相对系统的逻辑体系。然而,技术“双面性”特征也可导致政府由“数字民主”滑向“技术利维坦”,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技术-组织-制度”设置失配、技术理性侵蚀民主价值、空间过载和信息外溢、非兼容性等潜在风险。伴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治理对象的高度复杂性,政府数字化转型中仍需通过信息技术的内在价值重塑、顶层设计完善以及创新能力提升来实现预定目标,可为防范信息技术异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提供价值预判。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数字政府如何与法治政府更好结合？——基于技术与制度融合的分析视角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相结合的系统集成目标，必须遵循技术与制度融合的方法逻辑，统筹协调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法治价值的规制机能，推动政府治理各个领域数字化发展与技术应用各个方面制度化保障的融合治理。在技术赋能上，数字技术助推法治政府现代化转型，实现对法治政府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模式的数字化再造。在制度保障上，依托法治规则有效调和技术风险，从政务数据流动的标准化、数字权力运行的程序化与数字问责机制的规范化三个方面，搭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框架。     

治理理论与公共产品的相关性探析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出现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治理理论产生发展和治理模式变迁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本文从公共经济学角度入手,认为治理理论的提出以及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与社会生活中公共产品的发展变化相关,即与公共产品属性的变化、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的资源环境、技术手段的变化相关。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方法,通过考查治理理论产生发展、治理模式变迁与公共产品发展变化的关联性来论证上述假设和相应观点,希望为理解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解释治理概念的提出以及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演进: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研究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形态、结构和承载的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城市社区也受到外部变化的冲击和内部调整的共同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本文以PV-GPG理论框架为视角,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初期以管制为主、政府通过行政途径实施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逐渐转向政府支持,社区负责组织和提供服务,以发展社会资本为目标,而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由政府主导,社会、社区、市场多元主体合作互补来实现冲突的调解和公共需求的满足,体现了基于公共价值的治理思想。展望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境,城市社区治理中仍应重视公共价值,并以促进价值生成作为治理目标。     

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意涵及其实现途径

作为公共管理中的主导者,政府职能转变事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大局,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的关键。本文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求做了归纳与分析,阐述了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现途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