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及新政权面临的挑战

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加上西方势力的渗透,引发今年3月的政治事变,导致政权更迭。这一事变将加重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因素。吉新政权也将长期面临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和社会问题痼疾难治,以及与大国关系难以平衡等诸多挑战。     

吉尔吉斯斯坦无色革命的原因与政治前景

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无色革命与2005年郁金香革命颇为相似,而究其原因,也几乎是2005年的翻版.6月底,吉尔吉斯斯坦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新宪法草案的通过将成为标志吉尔吉斯斯坦走向建立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的转折点.但是,这场革命暴露、加深了吉尔吉斯斯坦已有的矛盾,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使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前景和国家命运处于不确定之中.     

独联体国家如何应对“颜色革命”

2003年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先后爆发了以"民主"为口号,以"街头政治"为特征的一系列"色彩革命".如果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时,独联体各国还将其视为"偶然性的"个案,那么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开始,尤其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事件之后,未变色的独联体国家开始审时度势,纷纷将防止发生颜色革命和维护政权稳定视为头等大事,在政治、经济、立法、舆论、外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措施.     

试论颜色革命冲击下转型国家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北大核心CSSCI

苏联解体以来,颜色革命逐渐成为冲击转型国家既有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而青年政治组织成为这一波政治冲击中的主要挑战型力量。颜色革命式的政治冲击并非在每一个国家都能成功挑战现政权,这是因为当事国家针对青年政治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因此,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成为遏制颜色革命局势恶化的关键因素。本文应用案例比较和过程分析的方法,选取三个典型国家作为比较案例(格鲁吉亚、俄罗斯和乌克兰),发现国家对于青年政治组织的治理主要基于扩大参与或抑制动员两种逻辑。不同的治理逻辑导致国家遏制颜色革命冲击的结果大为不同。同时,随着转型国家自身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既有的有效治理逻辑也遭遇挑战。     

进路·困境·反思:疫情视角下中亚地区的国家治理——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也使国际秩序面临重大变革与调整.在疫情冲击下,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多措并举,积极推进疫情防控和治理,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向国际力量求援、成立专门抗疫机构、实行交通管控及督促相关部门果断执法等.但国内政局长期不稳、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传统安全困难叠加等现实困境给吉疫情防...     

当代美国新教福音派的政治大动员——兼论政教分离

美国新教福音派长期以来一直以相当积极的姿态介入美国政治,对美国历史上的诸多社会改革运动曾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沉寂了短暂时间之后,新教福音派于上世纪70、80年代重新崛起,成为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一支主力军.福音派重振雄威,除了人数多、基础广、资源丰富和社会价值观冲突尖锐等客观因素外,它的积极动员和有效组织起了关键的作用.与世俗保守派携手联合后,占白人新教徒四分之一强的福音派叱咤美国政坛,为保守派重返政治权力中心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组织间不信任与替代性武装力量：拉美国家废除军队的政治逻辑

军队是国家权力的关键指标,也是绝大多数主权国家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世界上仍存在少数主动废除军队的国家。引人关注的是,这类案例大多集中在拉美地区。对于这些拉美国家为何废除军队,既有研究主要从小国视角和军政关系视角出发,认为国家规模与国家安全之关联性和去军事化改革是基本逻辑依据。然而对拉美具体案例而言,这些理论范式的解释性仍存在一定欠缺。考察哥斯达黎加和海地案例可知,组织间不信任与替代性武装力量强弱是拉美特定国家废除军队的基本政治逻辑;获得可信的武装力量支持是新政权得以巩固的必要条件。当新政府与既有军队之间出现组织间不信任时,新政府便倾向于谋求用其他武装力量来替代既有军队。同时,替代性武装力量的强弱影响着政府的替代决策。若不存在可信的替代性武装力量,或只存在弱替代性武装力量,那么废除军队并建立或扶植一些原先较弱的武装组织便成为拉美国家政府强化武装力量控制的常见选择。     

泰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透视

2014年5月20日,泰国军方宣布全国戒严令。22日下午,陆军司令巴育宣布成立由陆海空三军及警察组成的国家维护稳定委员会,从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开始接管国家政权,停止看守政府职能。这是泰国自1932年立宪革命以来发生的第21次军事政变。政变使得泰国自2013年10月31日爆发的政治乱局得以暂时缓和,“黄衫军”和“红衫军”两派的街头争斗基本停息,民众为局势得到控制感到高兴。     

“颜色革命”后中亚形势的变化

“颜色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过程,影响广泛。它除了给相关国家造成形势动荡外,还给整个独联体地区带来不小的冲击,对中亚地区的影响最突出。过去的一年,先发生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继而是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的流血骚乱,再是阿塞拜疆的未遂政变,可谓是“急风骤雨,     

“民主孤岛”的悲剧——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原因分析

吉尔吉斯斯坦自2005年"颜色革命"以来一直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其中既有经济极度贫困,也有当权者及其家族专制导致腐败猖獗,从而引发政权更迭并催生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等多重原因。如今,吉全民公投选择了权力分散的议会制体制。新政权也将面临长期难以解决的弥合南北分歧、在俄美矛盾中生存、确保国家政治体制正常运转、化解新旧政权以及新政权内部党派林立的矛盾等一系列难题。     

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现实逻辑和终极价值

在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与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国家政权、国家制度的同构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的一体性决定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之根本地位。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维护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首要问题,而政权安全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执政安全的标准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绝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历史的选择,更来源于为人民谋幸福而集聚起的民心民意,执政安全决定于人民安全,即保障全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不被侵蚀和破坏。因此,从根本上讲,当代中国政治安全的终极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它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休戚相关。     

“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的有效性与限度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存在周期性规律, 新现实主义更是认定在国际 政治周期性规律的作用下, 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引发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 这一“规律”有其适用的范围与条件, 因而有一定的限度。对国际政治权势转换及其后果的 研究应保持理论的开放性空间, 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将消解这种“规律” , 从而 使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关系呈现新的前景     

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对比分析

当代中国和剧变以后的中东欧国家同为转型国家,在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背倚着共同的出发点,即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但是二者在政治发展的启动背景上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摆脱传统政治模式的方式,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和目标模式设定上截然不同,因此两种政治发展的实践效果差异也比较大,分别构成当今世界转型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政治发展的不同图景。     

从主权民主看普京政权政治模式的新发展

俄历史上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制。苏联解体后，俄政治体制开始由极权主义向权威主义转变。普京执政后，特别致力于加强国家权威主义，同时，在权威主义政治基础上重视发展民主政治。普京政权新近提出的“主权民主”观是其政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规模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的新现象

"规模政治"是从经济学中借鉴过来的一个新概念,它是单个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对外关系中由于自身和外在的作用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理想化模式。"规模政治"与"规模经济"一样,都是通过数量的增加而使成本得到降低。全方位多边外交和合作型国际机制是使国际政治向更有利于"规模政治"方向发展的两大动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国际机制特别是其中的合作型机制使国际政治越来越向"规模政治"方向发展,并同之前以权力和冲突为特征的国际政治大不一样了,国际关系越来越讲究互利、双赢、和谐。     

西欧政治发展的“三多”特色

西欧经过战后40多年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了当今世界上一支重要力量,越来越以新的面目和姿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近期西欧政治的发展,归纳起来,有三个特点,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政治的多色调展现西欧国家政治格局虽不尽相同,有两党制为主的,也有多党制的,但就政党性质言,大体可分为左右两派。     

“后革命时代”的中东格局

2011年中东剧变使地区局势发生巨大变化:中东转型国家内部变革进程更趋复杂,结构性难题日趋凸显;地区力量日趋失衡,地区力量格局呈现“无极化”态势;中东剧变使美国在中东面临新的困境.长远看,中东格局仍在转型之中.     

“中间地带”:和谐世界的枢纽

地缘政治学说发端于西方国家对地区和全球权力的争夺。在这种学说的发展过程中,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麦金德提出了"心脏地带"理论,斯皮克曼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其间还有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生存空间"理论。在西方大国眼中,上述地区都是各自在世界权力竞技场中获得主动地位所必须加以控制的地区,从而导致了大国之间激烈的和长期的地缘政治斗争,世界性的战争和不稳定多由此而生。在笔者看来,这些或在地理上处在大国之间,或在政治上处在大国的强烈关注之下的"被争夺"地区应被称为"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是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凹陷地区,其产生的原因、展示出来的特征以及呈现出的意义都对认识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内在本质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前因后果

早在15年前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就曾写道：“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从“边缘地带”到“枢纽地带”：中亚稳定的地缘政治视角分析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发展的影响,其地缘政治呈现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特点,在某一时期某一种特点更为突出。2021～2022年,在阿富汗变局、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背景下,中亚地缘政治地位凸显,同时地区各国也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中亚稳定受到一定影响。在新形势下,中亚国家尝试塑造新的地缘政治角色,通过“通道外交”“纵横外交”推动该地区成为中南亚、中西亚的“枢纽地带”,希望以此减少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带来的外部风险,走出一条新的跨区域合作发展道路。本文尝试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中亚三种不同的地缘政治形态与中亚政治稳定和安全风险的关联。研究发现,地缘政治作为外部因素,与政权交接、社会矛盾和安全威胁等中亚的内部问题,都对中亚国家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内外因素相互牵连;当中亚地区处于“边缘地带”时相对稳定,处于“中间地带”时挑战增多,成为“枢纽地带”有难度、有风险,对中亚稳定有利亦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