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王叔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宏伟目标。它不仅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而且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仅就建立市场...     

论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困境

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然而我国目前很多法律立法质量不高，与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立法需求脱节，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这与立法权的不当行使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立法权运行的监督，尤其是拓展民众监督立法权行使的途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权运行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重视。文章主要分析了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困境两个方面的问题，期待引起人们对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思考。     

立法权基础的法理学探微

立法权是立法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律的良好运行、法律目的的最终实现都和立法权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对立法权予以探究就显得颇为重要。而要对立法权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就必须透过立法权运行过程中的表面问题去挖掘立法权的基础尤其是法理基础,为立法权的良好运行提供法理依据,促使良好的立法体制的建立,保证立法权的正常运行。本文就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立法权的基础,包括社会基础和法理基础,予以探讨。     

论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困境

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然而我国目前很多法律立法质量不高,与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立法需求脱节,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这与立法权的不当行使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立法权运行的监督,尤其是拓展民众监督立法权行使的途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权运行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重视。文章主要分析了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困境两个方面的问题,期待引起人们对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思考。     

以史为鉴

中国古代促官学法 战国晚期,秦国的官吏不仅本人要学法和守法,而且还承担着向公众传授法律知识的重任。秦律中就制定了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     

从“道不拾遗”到“道可拾遗”看中国古代私权的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拾遗"的规制,经历了由"道不拾遗"到"道可拾遗"的发展和蜕变。先秦儒家因崇义尚德而力主"道不拾遗",法家因崇尚重刑而强行"道不拾遗",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拾遗"的基本立场和传统措施是加于明令禁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律也缓慢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战国至唐宋,法律一贯奉行"道不拾遗",而在明清,法律已明确蜕变为"道可拾遗"。"道可拾遗"取代"道不拾遗"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私权观念和私权制度的发展和进步,也说明法律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南北朝法律的历史思考

南北朝法律的历史思考田小梅在战国四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南北朝是一个十分特殊但常常被人们忽略的时期。在前后二百年中，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二教互相高下，整个中原大地南北对峙、东西分裂，狼烟四起，政权更替频...     

中国古代礼法的法律文化

正法律作为人们制度选择的结果之一,从来都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状况的简单反映。它具有双重属性,即客观与主观、反映与创造。中国古代法律史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刑法史。因此,法律所具有的基本属性也即是中国古代刑法史所具有的属性之一。因此,我们如果要论述中国古代礼法结合这个现象的产生,就不得不谈一谈家与国、兵与刑以及法家与儒家之间的儒法之争。     

关于“较大的市”立法权讨论

“较大的市”,主要是指80年代经国务院批准的18个城市。我国宪法并未授权较大的市立法权,《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授权较大的市立法权,这是否合宪?仅授权这18个较大的市地方立法权已不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较大的市立法权形成我国三级的多元的立法体制,不符合我国单一制国家体制,实践上,较大的市立法也有违法律公正、公平和正义。应废止较大的市立法权。     

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法制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革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建立了自己的法制。这是一种现代法制,与中国古代的法制在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律语言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差异。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这一现代法制有其独特的作用,主要是：废除清朝的古代法制,接续了清末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影响民国其他时期的法制等。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就已有租界与华界之分。辛亥革命主要发生在华界,这时华界的法制与租界的法制也有了差异。主要表现在适用时间和地域、法律体系和法律内容等方面。在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法制问题中,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方面,其中包括：中央法制与地方法制的关系、法制实施情况和法制精神值得弘扬等。     

未雨绸缪——关于中国法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正> 一、重大抉择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中国法律获得了长足进展。以立法为例,从1979年至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250多件,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3000多件,仅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目前已审议76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已出台67件,平均每年多达22件,本届各级地方人大已经制定1500多件地方性法规,相当于前13年的总和,而且其中大部分为经济性法规。根据《八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八届人大任期内要审议的法律草案总计共152件。     

楚国司法制度探微

１９８７年１月，湖北省楚国故都纪南城北的荆门十里铺包山岗二号楚墓发现了大批竹简，这批竹简记录了战国时楚国的司法制度，如受期制度、读告制度等等；同时这批竹简也为了解楚国的司法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楚国的司法制度有很强的地方文化特色，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思考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和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明晰的“法文化共识”，这是本文对中国古代法文化所作的一个新的概括。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法律意识、以宗法伦常为核心的法律价值和礼规范为主体的法律规则。这些“共识”不是官方和国家利用权势向民间和社会进行灌输和强加所造就的，而是据于它们的生成特点和本质属性而自然形成的结果。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富有积极意义，它使中国古代法律获得了普遍支持和有效实施的基础，减少和缓和了官方与民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和矛盾，使民间自治得以广泛实施，更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法文化共识”这一传统及其实践的积极作用，对我们有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启迪。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公道”思想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的“公道”思想韩起祥在中国古代丰富发达的法律思想中，“公道”思想是十分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它贯穿于中国封建法律思想发展的始终，对于建立和维护封建法制的统一性，保护和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稳定，加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都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论北洋政府的文官制度

中国自战国时起就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官僚制度。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社会在官吏的等级分类、任免、俸禄、退休、抚恤、考核、监察、奖惩等方面形成了系统而且完备的制度。官僚制度较之贵族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官吏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使中国建立起了强大的中...     

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

律令法体系对于分析中国古代法制史是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与律例法体系的概念相互配合将会对研究工作更加有利。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体系以律与令为主 体，是为律令法体系。明清时期例与律成为法体系的主体，可以名之为律例法体系。律例法体系取代律令法体系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发展。两者的转换使得法律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一些矛盾得到了解决。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变迁和成文法律形成的社会基础

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相比，中国成文法律的出现至少晚了1500 年，这是比较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形态的不同，而要搞清中国成文法形成的原因，关键在于真正理解西周到战国时期社会变化的性质。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国家”中，社会的基本组织是以“户”为单位的“核心家庭”；而成文法律即以这样的自由民为对象，是“城市国家”建立和维持其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基于青铜器铭文的最新研究表明西周是一个“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其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则是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并对其成员承担着法律责任的“宗族”。因此，西周时期并没有形成成文法律的需要或条件。但是，公元前771 年西周灭亡，中国古代社会在列国战争中从“邑制国家”逐渐向“领土国家”转变。特别是作为“领土国家”一级行政组织的“县”的出现，为“核心家庭”的发展提供了机体，也使国家第一次与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发生了直接关系。对“县”里的自由农民以及城市中出现的大量平民管理之需要，促使成文法在中国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应运而生。换言之，在美索不达米亚成文法律是古代“城市国家”的必需，而在中国它是古代“邑制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过程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与法制史研究

<正> 法制史作力法律学科的重要分科,正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明古以知今,我们要正确地借鉴法制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就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法制史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有丰富的典籍、资料和几千年从未中断的发展沿革。在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从事法制史的研究,倘若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听任糟粕的传播,就会给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带来有害的影响。     

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问题与对策

关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相关法律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概括来说,可分为＂四权＂：立法权（除法律特别规定外,省级以下没有立法权）、选举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包含于决定权之中.下面,笔者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谈谈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问题与对策.     

立法权与立法权限

立法权与立法权限，是立法理论研究与立法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理论上，由于对立法权的理解、认识不一，引起长时期的关于立法体制的争论，如我国是一元立法体制，还是多元立法体制等等。在实践中，由于有关国家机关的立法权力界限不清，引起立法工作一定程度的混乱，以致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应高度重视解决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试图就此作一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