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及其宪法规制

作为政体权力结构中的组成单元,立法权是对立法机关职权的一种概称;作为政体诸种功能之一,立法权是对创制具有法律功能的规范之权能的总称。与所有的公共权力一样,立法权作为一项主权性的由法律规定的权力,有必要接受宪法的规制,这种规制既是保护共和政体与发展民众福祉的内在要求,也是立宪主义的基本原则。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界分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最早是由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的,但是,该法以及1982年宪法中均未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划分,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第67条、第68条对此做了界定.但是,由于《立法法》(2000年)第67条所规定的“特别重大事项”在内涵上的模糊性以及其相较于《立法法》(2000年)第68条所规定事项的主体地位,《立法法》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努力难以取得实际成效.学界对“特别重大事项”的内涵、性质以及界定其范围的必要性等问题的理解不甚相同,各地界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方式、界定“特别重大事项”的方式也迥然相异.对“特别重大事项”的来源、性质以及界分“特别重大事项”范围的主体需要明确,对界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的方式及路径也需要作出厘定.     

论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困境

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然而我国目前很多法律立法质量不高，与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立法需求脱节，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这与立法权的不当行使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立法权运行的监督，尤其是拓展民众监督立法权行使的途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权运行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重视。文章主要分析了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困境两个方面的问题，期待引起人们对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思考。     

论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困境

法治首先是良法之治,然而我国目前很多法律立法质量不高,与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立法需求脱节,极大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这与立法权的不当行使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立法权运行的监督,尤其是拓展民众监督立法权行使的途径。新闻舆论监督立法权运行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引起重视。文章主要分析了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困境两个方面的问题,期待引起人们对立法权的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思考。     

智力测验的由来及其争议

一、个别差异的差异是什么?据说由于一七九六年格林威治的天文台事件的发生,科学家开始认识到个别差异的重要性。一位名叫金纳布鲁克(Kinnebrook)的实验室助手,由于对星球运行的观察总是同皇家天文学家相差八分之一秒,因而被解雇了。当时认为,差异的产生是由于金纳布鲁克不称职。二十多年后的调查证明了金纳布鲁克是对的,而皇家天文学家错了,同时证实了人们对时间的反     

浅论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的控制

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立法权,但却没有明确制定法律的事项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这在实践中造成了立法体制的混乱,也为立法权的扩张埋下了祸根。因此,有必要在宪法中采用列举式授权性规范的方式明确能够立法的事项以及明确人大和常委会各自的立法范围。     

我国税收行政立法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出路

虽然行政立法构成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但税收行政立法行为与税收行政立法授权同时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前者表现为有相当一部分税收行政立法的法律依据不明确,有明显的越权立法之嫌疑、特别授权立法违反《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的要求、部分税收立法的内容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后者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规定的授权缺乏宪法或法律依据等。我国税收立法合法化改革的主要途径是税收立法权的合理回归,即建立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税收立法为主、以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为辅的税收立法新格局。这一新的税收立法格局既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我国税收立法的现实。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

<正> 香港特别行政区由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并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对我国地方立法权的丰富和发展。它不仅在根本性质上区别于目前港英政制下的立法权,同时也区别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地方立法权。它是具有新的内容,体现“一国两制”,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的政治体制,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的地方自治的立法权。 Ⅰ.立法权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权力。在近代     

论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及其宪政意义

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是宪法学与宪政学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法律前提是"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分离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政府的分离.制宪权与立法权的分离解决了卢梭的"三不"难题,使得人民主权与有限有效政府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它对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刑罚的由来及其理论基础

刑罚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用以惩罚犯罪的强制方法。为了论证其产生与存在的合理性 ,刑法学者们提出了同态复仇说、契约说、社会防卫说、惩罚需要说等众多学说 ,阐述了其各自学说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这些学说的相继提出 ,体现其所处的时代精神 ,反映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逐渐迈向科学性。     

经济法的由来及其新特点

<正> 当今我们所研究的经济法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和法律学科,是法律与经济密切结合的产物。它是法学中的一个新分类和新发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从多元立法权和司法权到一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转折——春秋时期“铸刑书”、“铸刑鼎”辨析

西周以来的国家机构由于保留了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的残余,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立法权、司法权等为君主、贵族议事会和“国人”大会共同拥有,呈现多元化特点。而铸刑书、铸刑鼎就是要把原来的多元立法权、司法权、旧体制转变为法自君出的一元立法权、司法权新体制,以顺应宗法贵族君主制政体转变为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发展要求。     

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采取制定“**法”和作出“决议”或“决定”两种方式行使立法权。梳理历史发现,当创设局部性、临时性或应急性制度,或处理一次性事项时,未以制定“**法”而以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以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可能影响《宪法》与《立法法》规定的法律制定程序的严肃性,模糊立法权与其他权力的区别,使得难以有效规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行使。立法权的历史起源和实践经验表明,立法可以处理一次性事项;根据法治要求,有些一次性事项的处理只能行使立法权。为避免决定方式行使立法权可能造成的问题,应当统一立法权行使的程序;从长远看,应统一立法的名称为“**法”。     

官僚主义之由来及其救治

官僚主义是实行经济改革,进行四化建设的大敌。官僚主义不除,各项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保证。为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清除官僚主义,而为了     

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

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朱阳明军事立法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军事法律的权力，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军事行政法规的权力，中央军委的下一级军事机关制定军事规章的权力，以及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与军事机关联合制定...     

立法权基础的法理学探微

立法权是立法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律的良好运行、法律目的的最终实现都和立法权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对立法权予以探究就显得颇为重要。而要对立法权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就必须透过立法权运行过程中的表面问题去挖掘立法权的基础尤其是法理基础,为立法权的良好运行提供法理依据,促使良好的立法体制的建立,保证立法权的正常运行。本文就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立法权的基础,包括社会基础和法理基础,予以探讨。     

立法权转授的合法性控制

作为授权立法的一种特殊形式,立法权转授是指立法者将经由授权获得的立法权部分或者全部授予其他主体的行为。西方法治国家有“授权的权力不能再转授”之法谚,对立法权转授严格控制。禁止权力转授的理据在于,权力转授辜负了授权者的信任,有违职权法定原则。立法权的转授还会带来不同法律文件之间效力的混乱,引发低位阶立法掏空高位阶立法的风险。我国《立法法》第12条确立的禁止立法权转授原则仅限于禁止国家立法权的转授,并不适用于其他层级的立法权转授以及法条授权立法的转授。立法权转授是我国法治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现象,它已经对罪刑法定、税收法定和法律保留等形式合法性原则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为将立法权转授纳入法治轨道,立法者应考虑扩大禁止立法权转授的适用范围,限制立法权转授的层级和方式,同时完善跨层级授权立法的制度通道,并将立法权转授纳入备案审查和法院附带审查的范围。     

论军事立法权的依据

<正> 军事立法权,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军事法律的权力,中央军委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军事行政法规的权力,中央军委的下一级军事机关制定军事规章的权力,以及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与军事机关联合制定或单独制定军事行政规章的权力。目前,军事法律、军事行政法规和军事行政规章这三种军事法的渊源在宪法上已有规定,而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在宪法上没有直接规定。因此,对于中央军委及其下一级军事机关的军事立法权在学术界乃至立法机关有不同看法。     

俄罗斯的环境保护与立法权

从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开始进行积极的生态立法活动,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形成了独具俄罗斯特色的生态法律体系及立法特点,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其中关于生态立法一体化以及其他立法的生态化趋向,彰显了俄罗斯生态立法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立法理念和价值诉求。但是,现行俄罗斯生态立法中也存在着立法活动与宪法原则不衔接的问题,而构建协调合理的生态法律体系,必须以能否遵守、实现和维护公民的良好环境享有权作为唯一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