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四律的表述

逻辑四律指的是传统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关于逻辑四律的表述,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思维形式的结构的规律。有人认为:“思维的逻辑形式也可以叫做思维形式的结构。……普通逻辑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就要揭示思维的逻辑形式本身所特有的规律。     

形式逻辑 第四章 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形式逻辑的重要内容。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运用各种思维形式都必须遵守的基本的、最起码的规律。我们在运用各种思维形式时,当然要遵守各自的规则,如概念的定义规则、概念的划分规则等,但是还必须遵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是思维特有的规律,不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它是客观事物的规定性和简单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只在思维领域里发生作用。不能把形式逻辑规律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混淆起来。形式逻辑的基本基本规律四条,这就是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前三条规律明显地体现了思维的确定性,而充足理由律主要是论证的规律。由于这些规律对于任何思维形式都是普遍有效的,是各个具体规则的依据,所以叫做基本规律。在学习本章的内容时,要理解这些基本规律的内容、要求、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仍然是党的重要法宝

6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进入新时期后,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邓小平同志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3页)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再次重申:“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战略     

我国人才资源宏观配置上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节选自《论人才资源的配置规律与顺应策略》的(二)、(三)部分.原文约15000字,分三个部分:(一)在深入研究影响人才资源宏观配置的各种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归纳了人才资源域地配置上的“点线面体”律、产业配置上的“成比例置换”律和组织配置上的“边际效益递减”律.(二)在充分调查我国人才资源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由于对客观规律尊重不够而出现的种种问题.(三)在广泛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我国人才资源配置现实问题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顺应规律的策略.     

充足理由律的逻辑哲学批判

充足理由律既不是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也不是论证的基本规律。在为充足理由律辩护的两个主要理由中,“理由必须真实”的要求是模糊的,作为要求是不合适的;分离规则是对矛盾律的遵守而不是独立的规律;充足理由律对论证没有普适性。     

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刊于《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提出3个主要论点,一是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未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判反冒进;二是从庐山会议通过的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三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出发点是反右,因此才把主张彻底纠“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特提出几点不同看法,以与任全才同志商榷。 一、《刍议》指出,“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笔者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经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也在多个场合下表达了批判“左”倾错误的思想。     

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后期     

论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题

关于党的建设,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开卷第一篇里就鲜明地提出:“党的建设”要“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执政党建设提出的总体思路,也就是执政党建设的思想主题。在《党的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这一主题思想就更加明     

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首先提出”问题

近年来,党史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同时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问题展开了争论.这种学术讨论,将会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和问题的辨明,具有学术价值和积极作用.“共产主义小组”,不是中国当时的历史名称,而是后来在我国逐渐传开的.现在分歧的问题是,到底是谁“首先提出”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党史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1936年由陈潭秋在莫斯科“首先提出”的.而李俊新同志不同意此种说法,并在1986年第10期《历史教学》上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何时提出的?》一文中,发表了“最早是在1922年7月由马林首先提出的”“新看法”.文章中还点名要与笔者曹仲彬商榷.我们只好来一个“商榷”的“商榷”.     

端正思想路线加强调查研究

五十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依据马列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十年后,即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又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新     

形势逻辑 第一章 形式逻辑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

本章是全书的开篇,主要是概括地说明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和作用,使学习的同志掌握这门科学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基本规律以及一些认识现实的简单的逻辑方法的科学。思维是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客观现实间接的概括的反映过程。思维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思维内容是反映在思维中的客观现实;思维形式是思维内容各部分统一起来的联系方式。思维形式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是运用各种思维形式都必须遵守的规律,有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认识现实的简单的逻辑方法很多,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是和思维形式有联系的~自逻辑方法。形式逻辑是一门同语法相似的工具性的学科,它的基本内容没有阶级性,但与哲学有着密切关系. 形式逻辑在实践中有三方面的作用:(1)认识客观事物的辅助工具;(2)论证、表达思想的必要工具,(3)揭露逻辑错误、批判诡辩的有力工具。在学习这一讲时,要求着重把握思维、思维形势、思维形势的基本规律等几个基本概念,以便对这门科学有一个概括的理解。     

学好《邓选》三卷 认清社会主义本质

一 《邓选》三卷第一篇开宗明义提出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第三篇,小平同志强调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在后面的文章中,他又多次提到这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非孙中山先生所言

自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直被认定为孙中山所言。其实该语句既非出自孙中山之口,也非出自孙中山之手,而是从《总理遗嘱》中精缩出来的,《总理遗嘱》又是汪精卫等写的,孙中山听后,认可签字同意的。1925年3月14日《晨报》第2版《筹备中之孙文丧务》一文中写道:“……灵堂,正中供奉孙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 3、怎样理解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思想,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形成。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后来在同年六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     

浅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的本来涵义,是指一种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官僚政体相伴生的腐败政治作风。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3页)这就告诉我们,官僚主义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作风,不是联系群众的作风,而是反人     

简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三点贡献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曾经疑惑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3页)这种疑惑不是信仰上的动摇,而是一种再认识。既是对过去认识的清理和反思,也是对真理的探寻和发展。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     

创造精神产品走向市场的条件——从《知识的价值和价值实现》一文得到的启示

精神产品能不能推向市场?这是一个热门话题。过去的讨论多是就事论事,未能提出理论上的根据。笔者读到了柳昌清同志的论文《知识的价值和价值实现》(载《学习论坛》1993年第6期),很受启发。该文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指出了三个规律,即:“近水楼台”规律、“金字塔”规律和“正反比”规律。 第一是“近水楼台”规律。作者指出:如果把精神产品推向市场,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即:愈是能够接近实用的知识,就愈能使其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而愈是远离能够实用的知识,其价值得到实现的程度就愈低。这样,便没有人愿意从事基础科学(甚至应用科学)的研究,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     

也谈建国后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陈理同志商榷

《党的文献》杂志 1998年第 6期发表了陈理同志写的《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试析建国初期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文章史料丰富 ,对建国初期为什么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分析得很好 ,使我得到了不少教益。但是 ,我对该文的主题却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一边倒”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国初期我国同时实行的对外政策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我国的外交政策中是贯彻始终的。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并不是从“一边倒”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而是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 :即从中苏友好 ,共同组织反美统一战线 (1949— 195 …     

也谈“独立自主靠山扎”的出处

最近拜读《福建党史月刊》1991年第7期,其中有蒋维锬同志的《“独立自主靠山扎”出处小考》一文(以下简称《蒋文》),令我颇感兴趣,仔细研读,倍受启发。不过,笔者对文中的某些观点不大赞同,现提出供同行参考,并就教于蒋维锬同志。《蒋文》认为,曾镜冰所说的“独立自主靠山扎”这一策略方针,并非党中央或毛泽东指示的原文,而是董必武根据1937年9月间一份指示电概括而成。其理由是,曾到闽北传达党中央指示的孙克骥有一回忆录,里面提及“独立自主靠山扎”这七个字,事有凑巧,江渭     

实践标准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统一性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实践标准。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一著名论断,向人们指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准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关键在于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