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政治关系调整述析

六十年代初政治关系调整述析刘庆旻６０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全面实施，调整政治方面的关系已日显必要，党中央将它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日程。本文仅就这一次政治关系调整的起因、过程及意义等作一概述。调整政治关系的起因６０年代初，调整政治方面存在的...     

60年代初政治关系的调整

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特别是“大跃进”以后的几年当中,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左”的倾向,使中央在处理经济、政治等关系上形成了一系列偏左的政策,以致人为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了 1960——1962年严重困难局面。在客观事实面前,中央不得不认真反思自己在政治、经济诸多方面的政策,并积极着手调整各种关系。60年代初,几乎与国民经济调整计划实施的同时,调整政治关系也作为中共中央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了新的日程。 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陈云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的理论贡献

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经济调整中的第一次,是我国的国民经济由遭受挫折到重新振兴的一次重要转变,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一次成功范例.这次调整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在理论上有着重大建树,对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调整期间,陈云为克服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困难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云在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中的理论贡献

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经济调整中的第一次,是我国的国民经济由遭受挫折到重新振兴的一次重要转变,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一次成功范例。这次调整既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在理论上有着重大建树,对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调整期间,陈云为克服大跃进以来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困难局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六十年代初我党对五十年代末一些政策的调整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会”前后,我党对五十年代末期一些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这种进一步调整是1962年2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南海西楼会议)后进行的。而此次会议前后党和国家一些重要会议的主要精神都贯穿了进一步调整的思想。     

六十年代广东国民经济的调整

1958年,在全国“万马奔腾”的形势下,广东也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由于“大跃进”和1959年冬到1960年的“反右倾”的错误,加上特大自然灾害,广东和全国一样,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一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二是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全省粮食非常困难,一些地区出现了水肿病和饿死人畜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三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效益差;四是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局面,充分暴露了“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后果。1960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集中精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及农业战线上的严重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共产风”要进行全面算帐兑现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于1960年10月,召开潮安、新会、中山等8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总结“大跃进”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出在9个县开展“以纠正共产风为中心”的整风整社的试点工作。11月,省委召开的区党委、地委第一书记(扩大)会议决定,在今年     

刘少奇与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

随着当前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6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国民经济调整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党史界的瞩目。因为一方面,这次调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遭受挫折后自我反省、力转危局的一次成功实践;另一方面,凝聚在这一时期中的许多宝贵历史经验,对现实仍有着     

六十年代初安徽责任田问题风波

责任田是群众概括的称谓,全称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实际上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于安徽兴起,虽很快夭折,但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这既是安徽当代史、农村改革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责任田在安徽的命运,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灭也忽     

六十年代初山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山西农业基础薄弱,生产条件较差。建国后到60年代初,农业虽有发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不能稳产高产。以1958～1961年的粮食总产为例,全省1958年总产为46亿公斤,1959年下降为40．5亿公斤,1960年又下降为33．5亿公斤,1961年略有回升,达到35．5亿公斤。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深深思考。因此,在1961～1965年对围民经济进行调整时期,省委不仅对全省的农业,生产关系进行了某些调整,而且在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力问题上进行了许多有远见的探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

1961年至1965年我国对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城乡关系、经济体制进行了全方位调整,使全国迅速摆脱了经济困境。其基本经验为:统一对国情和形势的正确认识是前提;综合平衡、协调发展是基本方针;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是动力;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是实质;冷静处理中外经济关系提供了助力。     

论六十年代初毛泽东纠“左”不彻底的原因

六十年代初，面对“大跃进”的一些严重后果，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纠“左”的问题．经过一番曲折的认识过程，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主要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路线；反对一平二调，纠正“共产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必须保持综合平衡；中国的国情决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要花一百多年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党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调整国民经济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对此也不能评价过高，其认识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毛泽东当时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     

六十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局限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李富春、周恩来提出的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从1961年开始到1965年结束的国民经济调整,根据工作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到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面对“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严重困难,经济工作“以调整为中心”,主要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产业结构。大力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尽可能地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增加农村社队所需的贷款和物资;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对工业企业坚决实行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由于措施果断有力,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调整工作比较迅速地取得明显的效果。到1963年初,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1963年     

六十年代初韶关地区社教运动述评

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范围内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共韶关地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领导了本地区的社教运动。文章再现了历史,教训与不良后果令人深思。     

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

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荣维木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但是，掀起这场侵略战争的战争罪犯，从一开始就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为了开脱罪责，他们编造了欺骗世人的谎言。本来，对待这些谎言，就如同对待强盗入室后对主人的挑剔一样，根本无须批驳，...     

论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中的利益关系调整

思想政治工作有自身的功能,能否发挥这些功能,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今社会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利益矛盾凸现.要从思想政治工作的诸多功能出发,以多种手段和方法来调整利益关系,从而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及和谐的社会关系.     

六十年代初张家口地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始末

六十年代初,中共张家口地委,大胆地突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集体单一经营体制的束缚,积极地试验和推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对充分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灾荒,稳定群众生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张家口地区实行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却遭到了严厉批判而夭折。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发扬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六十年代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记述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8日,党中央在北京相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根据几年来由于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失误,加之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等天灾人祸,导致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会议强调继续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信》,彻底纠正“五风”错误的同时,决定并部署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正、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针对几年来由于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所出的问题,重新倡导调查研究,要求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使1961     

疾风知劲草——六十年代初王稼祥对外交政策的思考

王稼祥是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建国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他先后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中联部部长、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是功勋卓著的国际事务活动家。     

六十年代初精减职工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３０多年前，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大力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的工作。从１９６１年初到１９６３年６月，两年半时间内共精减职工约２０００万，减少城镇人口２６００万。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     

刘少奇对六十年代调整的贡献及其在调整思路上与毛泽东的差异

我国在60年代前期对国民经济进行的全面调整,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文化大革命”前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体一致地作出、并共同努力促其实现的最后一次重大决策和重大实践。在这次历时5年之久的调整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同当时中央负责经济建设第一线具体指挥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克服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取得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巨大进展。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次调整的成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