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在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而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于满足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理性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价值。     

转型期大众媒介的利益表达功能研究——以互联网为例

在我国规范化、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还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大众媒介是民众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很好的渠道。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在利益表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同时,网络媒体在表达民众利益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完善民众利用网络媒体的利益表达通道。     

政治诚信重在制度诚信

诚信是政治本身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是考量政治备法性的标准之一。政治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权力进行统治或治理的权利，这种权利能否或为什么获得公民认可、服从、忠诚和支持。政治合法性有很多衡量标准，一种政治权力能否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主要从政绩上来衡量，即政治权力能够给民众带来实惠。如果单单这样衡量。就无法判断通过玩弄权术、不讲信用等手段带来利益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有些人认为政治就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和施展权术，在政治领域没有诚信可言。     

集体经济资源丰富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以浙江A村为例

集体经济资源状况与村庄治理运行有着密切关系。A村在其集体经济发展后，村庄治理呈现出权力结构一体化、决策机制民主化、村治运作制度化等变化,形成了突出程序合法性权威、村民公共参与程度高、能人治理与制度化初步结合等特点。村庄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村集体经济资源的分配而展开，属于典型的分配型村庄。在分配型村庄中，村庄治理的后续发展态势、村庄治理过程中民主监督的缺失等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农村权力结构的断裂与制度化弥合策略

农村权力结构意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分析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应从正式权力主体内部、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主体之间两个层面展开。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权力结构制度化试错和多元权力结构形成的交叉时期,权力结构的制度层面出现了严重断裂。为此,必须推广"两票制"与"二选联动机制"等制度创新以调整村"两委"关系;建立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制度化"治理"机制,广泛吸纳非正式权力主体参与,共同管理村级公共事务。惟此,农村权力主体间才能和谐相处,才能在同一场域中实现共生。     

乡村治理秩序:历史梳理与现代构建

由"皇权不下县"时期的"政权、族权、绅权"共治,到乡村建设时期的"政权内卷化",再到今天的"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秩序的表现形式几经变更。当代乡村治理秩序必须朝向民主与法治的方向进行现代构建。第一,村民"变"公民,确立乡村社会的主体地位,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第二,建设民众制度化参与渠道,促进乡村组织发展,保证民众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建构一种公共治理规则,另一方面着力培育村民的公民素养,最终构建一种以公民权利和乡村主体性为基础的、依据公共规则治理的公共秩序。     

行政管辖权交易:地方政府合作的权力基础

行政权力在地方政府合作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地方政府合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行政管辖权交易的过程。地方政府合作的机制和形式不过是行政管辖权交易的制度化、组织化形式，地方政府合作协议实际上是行政管辖权交易的结果。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合作中的行政管辖权交易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阻碍经济要素在辖区间自由流动的权力；二是有利于形成和提高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权力；三是跨界公共问题治理和区域公共物品提供的权力。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困境及其原因

区域合作制度保障并推动区域合作,制度化使制度系统性建构,形成制度体系,有助于区域合作的深化和长期稳定.然而,东北亚区域合作却陷入了制度化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东北亚地区不具备制度化条件,即缺乏区域共识、区域合作制度化利益存在分歧、没有公认的领导者或领导轴心.     

新时代社会风险评估建设研究

重大事项与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是新时代政府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诸多社会失范问题,如行政力量的干扰、评估主体单一化、评估缺乏"人民性"伦理关怀、评估制度虚置化等。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在进行社会风险评估过程中应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民性"和"公平正义",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作用,促进社会风险评估建设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     

抗击疫情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

正疫情应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之一。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明确要求,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推行     

民众仇恨哪些“不公”

邓清波在5月21日的《燕赵都市报》上撰文指出：在中国社科院最新的一项集纳研究——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13年春季报告中,专家表示,中国民众非＂仇富＂而是仇＂不公＂。按照专家的解释,国人所仇的＂不公＂,显然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但其实,国人所仇的＂不公＂,并不仅仅限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权力运作的过多＂不公开＂,也会导致民众产生强烈不满。许多权力部门、包括国有垄断企业等信息不透明,办事往往不够公开,给各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暗箱操作提供了滋生蔓延的空间,也势必导致民众在缺乏知情权和参与权、监督权的情况下,     

地利分配中的技术治理——基于赣南C镇土地开发的分析

在城镇化背景下,基层政府围绕土地开发而形成对土地利益分配的要求。如何调整土地利益、建构分配秩序,要求乡镇重新介入官民互动的微观治理过程中来,但由于缺乏常规性权力,乡镇往往在官民互动中采取"做工作"的方法和策略开展技术治理。基层政府的技术治理是在科层体制下经过责任量化和行政动员,以工具化的权力技术作为"做工作"的手段来完成行政目标,技术治理塑造了基层政权的策略性逻辑。     

论西部民族地区的消极政治心理与非制度政治参与

西部地区民众中存在的特权心理、法不责众心理、清官意识、平均主义心理、从众心理以及政治疏远心理是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心理动因。保持西部地区社会稳定,必须将政治参与制度化,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并坚决打击极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新发展

政治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彰显了政治权力的有效性、合法性,决定了政权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在公权力的合理配置、正确行使、有效制衡、反腐倡廉等方面实现科学化、法制化、制度化,不断增强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创新性、实效性。     

内蒙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分析与思考?

内蒙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政府、社会和公众合作共治理念尚未形成、基层治理体制尚待完善、基层治理资源难以有效整合、社区建设缺乏制度化等问题。努力将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提高政府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能力有机结合,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应对上述问题的可为路径。     

有效治理与协同共治: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及路径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提出的全新的政治理念和改革方向,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有效治理,有效治理是区别于传统统治的新型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有限的国家权力和有效的国家能力构成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特征。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以多元协同共治理念为导向,以党的领导为保证,以民主视域下的有序参与治理和法治视域下的制度化治理为基本方略,形成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体系格局。     

国内外旅游治理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旅游治理是多元化主体在运行机制和治理模式上形成的一种动态的权力依赖与合作互动,是旅游从“管理”到“治理”的体制改革。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旅游治理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比较分析国内外旅游治理研究文献,探究旅游治理的现实困境,有助于准确定位我国旅游治理方向,完善旅游治理的基础理论框架,为我国旅游治理实践提供可行的发展路径。     

从理性国家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治理的几个特征

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家理性,这是国家的自然属性之一。出现在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性国家是国家理性的产物,强调国家治理符合理性精神,具有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特点。尽管理性国家的规律是普遍的,但其实现条件、形式、渠道在不同国家却不尽相同。在理性国家规律的影响下,现代国家治理已远远超越于传统国家治理,并出现了一些共同特征,如:包容性的国家观念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执政者集团中普及、良好的国家秩序与人民幸福的生活、建立在公民普遍认可的权威基础上的法治国家、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制约、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等。     

基层治理中集权与放权的均衡机制研究——基于青岛市B区骨干下沉机制的实践探索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缩影,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关系冲突和博弈等问题。从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视角切入,对青岛市B区专职网格党建指导员骨干下沉机制进行解析,可深度展开对微观层面上权力系统均衡机制的研究。专职党建指导员是政府介入基层治理的有效渠道,是引领基层自治的主导力量。专职网格党建指导员骨干下沉机制形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机制,具体包括新的组织机制、沟通机制、调节机制。上述机制通过发挥"人的关键因素"优势,从纵向制衡、横向平衡两方面发力,是一种试图超越集权与放权的"合纵连横"策略选择,也是推进基层治理权力系统集权与放权的均衡化实践,有助于形成集权与放权的均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政治逻辑、实践范式等方面剖析该机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达成良好基层治理生态的相应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不成比例的信息处理与议题优先权竞争——一个政府绩效指标议程的案例研究北大核心

地方政府绩效指标议程是中国场景下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动态过程,各利益群体对议题优先权的激烈争夺给决策者带来了指标治理的实践困境。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府指标治理的研究大多关注指标形成后的指标治理结果,较少从信息理论视角分析指标生产环节的动态化运行机制。本文以A省政府考核指标议程为例,发现在二元优先议题的差序格局下,由于信息处理不成比例,指标备选议程、指标确定议程和指标调整议程出现了指标入口"把关难""确定难"和"退出难"三重困境。决策层运用指标申报制度化、指标评审制度化和指标实施效果评价制度化破解了困境,让生产出的年度指标体系成为决策层、政府部门、基层政府、专家智库和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偏好达成一致的优先议题结果。本研究用决策者对信息处理的不成比例来解释指标治理过程中议题优先权竞争的内在逻辑,并为解决政府指标议程困境提供了制度性的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