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就有好女儿──越南新娘对“贴补娘家”行为的解释

在选择跨国婚姻和移民时,女性常常需要重塑她们的家庭关系和责任。文章通过对越南新娘的访谈,分析了跨国新娘对女儿责任和义务的不同观点和看法。研究发现,对越南新娘"贴补娘家"的行为大致可以做出三种解释:一是出于"补偿"的心理,即由于不能继续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而感到愧疚,因此希望通过金钱来补偿娘家;二是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认为"贴补娘家"不仅可以显示自己的经济能力,同时也是提高自己在娘家地位的一种方式;三是出于"面子"的考虑,把"寄钱回娘家"与面子问题相提并论。研究表明,女性的跨国婚姻和移民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越南新娘"贴补娘家"的行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性别化观念如何影响了她们对于家庭关系和责任的重塑。     

父权制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女权主义的理论透视

本文通过分析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中心概念"父权制"来探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父权制还是资本主义?二者的关系如何?在对父权制理论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以后,本文认为,女性之所以受压迫,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父权制,而是资本主义.父权制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在当代,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消灭父权制,女性才能实现彻底解放.     

女性研究对青年研究的哲学启示

女性在性别关系中以及青年在代际关系中同等地作为"他者"所处的本体论地位,性沟与代沟中存在的身份认同差异以及由此而提出的超越父权制的政治诉求与解放意识使得女性研究与青年研究可以达成类同的理论批判结构,并形成共同的政治实践意识。相比较而言,女性研究发展了更成熟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更系统的性别分析方法与理论批判意识,这些分析方法与批判意识对青年研究都构成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哲学方法论启示,并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提供借鉴。     

试析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本文从女性对父权制①社会的盲从与自贱和对女性角色--母亲的批判两个方面,分析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通过婚姻对男性的人生依附以及张爱玲将母亲从圣坛还原于世俗社会之中来塑造的独特方式,揭示张爱玲对女性认同父权制角色模式、自觉甘居从属地位的思想行为的批判.本文还进一步通过家族、母亲及时代的影响来分析张爱玲思想形成、发展的原因,从而映证其作品女性主义思想的来源.     

“五四”女性作家小说叙事伦理解析

"五四"时期女性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的小说作品,在修辞叙事伦理的四个伦理位置动态互动中,呈现出不同的伦理维度:在"内容伦理"层次,女性作者认同其他男性作者反抗"父权制"和封建礼教的伦理观;而在文本"讲述伦理"的两个层次,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则呈现了"贴切"、"伪装贴近"、"独立"等等不同的伦理距离;在"读者伦理"与以上伦理关系在文本形式上,呈现了女性作者伦理、社会伦理与读者伦理从认同、交锋到彼此独立的不同互动。     

性别分工和女性受压迫问题——艾里斯·杨的女权主义思想解读

艾里斯.杨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她认为,在分析女性受压迫问题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范畴存在性别盲点,二元制理论中的父权制范畴也无法独立于生产方式并与之并列,因此有必要将性别分工作为主要的和恰当的范畴。杨用性别分工范畴来分析女性的状况,认为女性的处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糟,而女性劳动边缘化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和父权社会是二者合一的,在当代社会,反对压迫女性和把女性推向社会边缘的斗争本身就是反资本主义的。杨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实际意义,但她关于马克思主义存在性别盲点的判断并不公正,而且她所使用性别分工范畴也无法解释不同阶级女性所受的不同性质的压迫。     

家族祭祀制度中的女性--对桂东南客家家族某村落的考察

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家族制度的研究已有多方面的成果,这些研究着重探讨家族制度与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往对家族制度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父权制的立场上进行的,长期以来,女性在家族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女性自己的声音被普遍忽视。文章采用了女性研究中的访谈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在获得的田野资料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以社会性别的角度切入家族这一社会组织民俗中,通过对桂东南一个客家家族的个案分析,探讨家族祭祀制度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族祭祀体系中女性祖先的地位与男性祖先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决定了血缘女性宗亲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蕴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寻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与民族复兴道路。这种模式和道路的称谓经历了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称谓流变,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从探索阶段如履薄冰的谨慎到成熟阶段豪迈挺进的自信的心路历程。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构建民族自信的历史和逻辑延续。     

中国农村妇女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仅以妇女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重大决策权为切入点,系统地将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为自身素质、娘家撑腰、母以子贵、外界冲击和文化差异五类,并作为自变量逐类加入,进行两分类logistic回归,以此考察和比较各类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显著性程度。结论表明,一些以往单独研究中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存在显著相关的因素在加入了各个方面影响因素后变得不再显著,而在本文所考虑到的所有因素中,女性的收入状况和居住状况(是否与婆家同住)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最为显著且强烈,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和各地不同的文化也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蝴蝶梦》中丹弗斯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在传统的父权制文学标准下,女性作家在进行文学活动时需要采取迂回曲折的“双生话语”写作策略.一方面顺从父权制文学标准,创作模仿男性文化的主宰故事,另一方面又在表面的主宰故事背后敷设另一条情节暗线来体现异于主宰社会的自己的声音.《蝴蝶梦》中丹弗斯这个形象,在作品中有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这一形象的设置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创作意图,更体现了达芙妮·杜穆里埃作为女性作家在父权制文学标准下的身份焦虑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Rural Women＇s Right in Significant Family Decisions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仅以妇女家庭地位的一个重要表现—重大决策权为切入点，系统地将各个可能的影响因素分为自身素质、娘家撑腰、母以子贵、外界冲击和文化差异五类，并作为自变量逐类加入，进行两分类logistic回归，以此考察和比较各类因素的影响大小和显著性程度。结论表明，一些以往单独研究中与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存在显著相关的因素在加入了各个方面影响因素后变得不再显著，而在本文所考虑到的所有因素中，女性的收入状况和居住状况（是否与婆家同住）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的影响最为显著且强烈，夫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和各地不同的文化也对农村女性家庭重大决策参与权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     

对父权制文化下女性教育的审视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父权制文化成为我国女性参与教育的重大障碍。我国的女性教育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冲破父权制的枷锁,培育和建构成熟、理性的男女平等文化,加强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将性别平等纳入高校教育主流,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     

对父权制文化下女性教育的审视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父权制文化成为我国女性参与教育的重大障碍.我国的女性教育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冲破父权制的枷锁,培育和建构成熟、理性的男女平等文化,加强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将性别平等纳入高校教育主流,加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培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     

阅读身体:门罗作品中的“疯”女人

加拿大著名短篇小说家艾丽丝·门罗在其作品中精心描绘了一系列"疯癫"的女性形象。她们心智错乱、沧桑疤结的身体作为重要的符号隐喻,记录了门罗对"新型"疯女人的构想和书写。她们"失调"的身体解构了女性身体作为性客体和生物母性载体的刻板化建构,对父权制话语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进行了祛魅;她们对男性进行"反抗"的身体颠覆了女性作为驯服客体的传统形象;而她们被"解放"了的身体则打破了被动的身体铭刻,为自己言说,书写了多样化的主体性,建构了正常的人性。通过阅读投射在这些"疯"女人们身上反叛的冲动,可以更好地理解门罗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意在抵制和拒绝父权制社会结构的良苦用心,了解其构建由"疯癫"走向"理性"、富于人性的独特女性观的美好期盼。     

社会性别视域下近代城市女工经济地位探析(1920-1930s)

借助社会性别的分析路径,可以深入揭示特定时期女工的经济地位状态。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使女工人数剧增,女工成为近代从业女性中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女性外出就业迈出了自身解放的决定性一步,是其地位提升的关键,但与男工相比,女工普遍处于弱势的经济地位:女工能够进入工业企业"权力"阶层的为数甚少,而且多集中于低技术部门,导致其职业收入的整体低下。女工经济地位的低下是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结果,显示出时间、空间和性别在近代社会的交错和复杂。     

从古典到后现代:西方人本管理学说的渊源与流变

本文遵循管理科学发展的现实逻辑,较为系统地勾勒出了西方从古典管理、现代管理,到后现代管理的发展脉络,揭示了人本理念在管理理论的传承与流变进程中日渐彰现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过程。     

范达娜·席瓦的恢复女性原则思想辨析

从印度本土视角出发,范达娜·席瓦提出了具有第三世界特色的自然与女性观。她界定了女性原则的内涵,认为恢复女性原则的首要目的是同时解放受男性压迫的妇女和受人类统治的自然界,并反对产生不良发展的父权制及其暴力,主张女性原则的恢复以包容性为基础。席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了恢复女性原则的思想,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三世界视角;其创造性地运用"原质"概念,对伦理学、认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转换;其强调女性是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并在实践中着力推动第三世界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但同时,其也应规避掉入女性中心主义理论窠臼的风险、超越性别简化论的缺陷、更加重视女性与自然的差异性、进一步融合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     

才女神话的历史谱系与当代生成——以“知女”事件为中心

作为社会性别问题的"知女"是才女神话在当代社会的延续,从其历史发展谱系可以看出,男权中心意识借助于才女神话塑造"知识女神",其实质是以性别权力对知识女性进行规训与约束,而当代消费文化的渗透则加强了其中的庸俗化和符号化倾向。"知女"事件不仅凸显了当代知识女性的现实处境,更昭示了女性自我觉醒与自我解放的重要意义。     

论欧茨小说女性塑造的独特视角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其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认为男性文学中所塑造的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与妖妇,是男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把女性塑造成天使般的人物,实际上是一边将男性审美理想寄托在女性形象上,一边却又剥夺了女性形象的生命,把她们降低为男性的牺牲品;把女性贬为妖妇,则是对那些敢于向父权制发起挑战、具有极大创造力的女性叛逆者的恐惧和污蔑。总之,天使与妖妇是对女性的两种不同形式的歪曲和压抑。而当代美国女作家欧茨却塑造了另一种女性形象,女性始终处于暴力的包围与摆弄中,爱情、…     

阳刚女运动员的性别刻板印象与“污名化”溯源

文章从性别刻板印象与女运动员的关系入手,对阳刚女运动员的污名化现象提出了特殊关注。主要分析了女运动员"污名化"的两种表现:同性恋污名和男人婆标签。试图从父权制、女性特质的规训和体育界的"恐同"氛围等方面,对阳刚女运动员的"污名化"现象进行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