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

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探讨传统社会学和女性学对情感劳动分工及其商业化特征、后果的不同解释以及情感劳动的理论潜力。文中指出,在传统的社会学和亲密关系经济学的视野下,情感劳动的女性化被合理化和固化,但其商业化则遭到抵制。女权主义者则更关注这种情感劳动商业化的性别分工可能掩盖和再生产的性别不平等。     

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中的性别秩序——基于对山东Q市某乡农村集市的个案研究

集市经商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农民补充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规范,传统集市基本是男性主导的场域。1978年经济改革之后的乡村集市中买主和卖主却往往都是妇女,集市变成了女性化的场域。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集市女出现了代际更替的现象。文章通过分析山东Q市某乡三代农村集市女的不同经历,探究农村经济转型与社会性别体制之间的关系,认为农村社会全面市场化的转型利用并再生产了农村家庭的性别分工及权力结构。     

透视流动家庭:文化规范与生活实践互构下的性别秩序

乡城流动给卷入其中的个体和家庭带来家庭理念与生活实践层面的冲击。本文将其置于家庭主义的文化框架之下,透过劳动性别分工和夫妻权力关系探究流动家庭性别秩序的重构。基于质性资料分析发现,"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是统合流动家庭成员共同关切的价值基础,而女性的性别化妥协表现为母亲屈从的主导与妻子妥协的相辅相成。传统性别分工一再被突破,家庭经济策略成为理解打工夫妻性别分工的重要线索。女性主体性的提升是夫妻权力关系得以改变的关键,男性以既有排斥又有接纳、既有对抗又有合作的不同方式予以回应。传统文化规范与日常生活实践彼此互构,性别秩序在不断妥协、坚持与再调整的动态过程中得以重塑。     

家政工生存状况研究:基于北京、济南被访者驱动抽样调查

市场化照料在满足中国家庭照料需求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忽视和对家政工进行抽样的困难,既有研究缺乏对家政工群体的全面呈现。本文基于2019年在北京、济南开展的家政工被访者驱动抽样调查数据发现,以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和城市下岗女工为主体的家政工群体的工作条件、劳动过程、劳动保障与权益、工作—家庭责任平衡及身心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住家家政工群体。本文提出加强对有偿照料劳动的社会嵌入性和价值、照料劳动进程和工作—家庭冲突对照料劳动者的影响等议题的研究,并推进倡导性别平等的照料政策的制定。     

国家干预与社区工作的去性别化及再性别化——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职业性别隔离的实地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工作长期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局部地区的社区工作存在严重的职业性别隔离。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将社区工作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关键位置,可能对社区工作的职业性别隔离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对疫情暴发初期"震中"武汉社区的实地研究发现,疫情期间由于社区治理任务的复杂化和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社区工作出现了去性别化趋势,社区工作的性别边界变得模糊和开放;但在疫情好转之后,由于社区治理任务的常规化和国家权力的抽离,社区工作转而呈现再性别化特征,女性不仅再次成为社区工作的绝对主力,还承担了疫情前的家庭再生产任务。研究表明,国家需要对性别劳动分工进行制度化干预,才能促进社区工作的去性别化和改善职业性别隔离状况。     

贫困女性化与女性贫困化:实证基础与理论悖论

自皮尔斯1978年提出"贫困女性化"概念以来,女性与贫困的关联研究成为劳动经济学、家庭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研究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全球化语境下,贫困女性化的现象具有客观性,但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呈现的形式则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一成不变的全球性现象。具体而言,对贫困女性化的研究不能只关注收入和消费维度;在研究方法上需要超越以"女性户主家庭"为分析单元的局限性,将贫困问题放置于宽化的性别和其他群体领域,特别需要关注多维度的贫困和致贫的原因;针对城市化、工业化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女性的竞争劣势性也需要从总体社会关系的角度加以分析,单一的女性本位的发展干预往往会产生负面结果。本文认为,贫困女性化虽然具有实证研究的支持,但是女性与贫困问题在不同经济社会语境和社会关系维度上呈现出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

文章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有助于削弱农村人对姓氏继承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念,但并未动摇财产继承这一最核心的父系家庭制度,而且外出务工对姓氏继承观念和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在女性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认为,进城务工对农村人传统性别观念的削弱作用表现出由表及里、逐层推进的特点;作为传统性别观念的既得利益者,农村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很难发生与女性同等程度的转变。     

城市青年未婚同居的家务分工模式与特征分析

自20世纪60、70年代女性主义的兴起,家务分工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伴随现代性变迁对家庭带来的种种变革,西方学界关于家务分工的研究呈现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关注双薪家庭(异性恋)的家务分工模式,二是关注非传统家庭形态的家务分工模式。然而,我国学界关于家务分工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双薪家庭的家务分工,对非传统家庭的研究明显不足。通过对未婚同居这种非传统家庭的家务分工模式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未婚同居的家务分工模式呈现多元和复杂特征。综合来看,相比传统性别意识水平,未婚同居者的性别意识有了很大进步。但也要看到,不同家务分工模式之间的性别意识水平差距很大,传统性别意识、家庭结构与家本位思想依然是未婚同居家务分工的影响因素。     

从男耕女织到男工女耕:“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缘由——以生产社会化为分析视角

当下中国"男工女耕"的现象日益凸显,除了农村妇女素质普遍低于男性、家庭拖累、结构障碍等影响因素外,还有农业生产社会化这一影响因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村落常常是小农的整个世界,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园"里,过着靠与自然交换的生活。"男耕女织"生产生活模式是其家庭自然分工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分田到户之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为粮食单产的增加做出巨大贡献;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向非农产业,参与到社会大分工之中。当农村男性劳动力较女性在进城务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并且平均工资水平较女性高;当生产社会化能够保证家庭妇女顺利完成农业生产时,农村家庭内部进行的劳动力分工,自然倾向选择"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的策略。"男工女耕"的模式逐渐代替"男耕女织",农业女性化的现象日渐显现、普遍。     

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农作的女性化现象——基于对西部两个村落的研究

当下愈演愈烈的"农业女性化"趋势,实际上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个历史遗产,并与那个时代的农作实践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文章主要依据对内蒙和陕西两个村落研究的第一手数据,旨在较系统地剖析农田劳作女性化的微观经历并探究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揭示,在人民公社时期,担任大小队干部、占据技术性岗位及从事社队企业等非农劳动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男性。从事大田作业的农村妇女人数及其所承担的劳动份额时常超过男性,因而成为一个不争的常态化事实。然而,妇女的农业贡献与其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劣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农村已婚青年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研究——对湖北省8县16乡31村425名青年农民的实证调查

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对不同性别子女的家庭作用、受教育程度、夫妻家庭权力和责任、夫妻角色等方面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且对子女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高于对夫妻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平等的角色分工及传宗接代观念仍占有市场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慢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滞后特点。     

三孩新政下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检验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三孩新政实施后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在社会经济假说、价值意识假说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假说的框架下,探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机制以及三个理论假说的中国适用性。分析发现:城市已婚女青年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因政策放开而显著提升,仍然比较低迷。其中,劳动市场进出、价值意识、家庭内性别分工、生育成本、生育选择、工作与生育平衡性对生育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生育意愿的弱化起因于劳动市场进入增大了生育成本、个人主义价值意识促进了生育的自主选择以及家庭内性别分工导致了工作与生育难以兼顾,因此国外三个理论假说同样适用于中国社会。     

无法分隔的公私领域--以下岗女性为例看职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交织关系

传统理论将家庭视为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等"公领域"之外的私人领域,是一个整体和独立的研究单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中的男性统治是广大的男性权力的一部分.通过对4位下岗女性的分析,本文力图揭示,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职业地位有着种种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女性的家庭地位并不是凭空而来,它和其他领域,尤其是职业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女性的较高家庭地位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对女性的发展和劳动性别分工有较强的建构作用.     

资源、技术与政策:妇女的角色转变——以近现代的胶东渔村为例

自19世纪晚期以来,伴随着资源变动、技术发展与政策演进,胶东渔村的妇女摆脱了男性主导的渔业分工体系。在建国初期的合作化浪潮中,妇女广泛地参与劳动,向经济独立与政治平等迈进。这一过程挑战着以种植业为核心的传统研究模式。结合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揭示自然、社会和性别的交融互动,是考察近现代农村性别分工和妇女角色转变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谈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

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也将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而消亡。在人类社会开始后的漫长岁月中,并没有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原始公社的成员,在劳动中只有简单协作和以性别、年龄为基础的自然分工,他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们通过采集和狩猎获取的物品,除维持自己生存需要以外,没有剩余产品同别人交换。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和交换。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     

全球化下的教育与农村妇女发展

李老师：我是西部地区一名基层妇联干部，在工作中，感到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致富的路子越宽。教育关系着女性一生的发展，我想请李老师就这个问题谈谈教育与农村妇女发展问题。 李可农业国际化是全球化下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必然带来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这样调整是有着深刻的性别含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村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将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第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将带来性别劳动分工的变化。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与影响对妇女可能产生多大程度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仍少有实证分析…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让妇女回家”

在围绕"让妇女回家"的争论里,男女之间的差异和平等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从表面看,"让妇女回家"是关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但它隐含了女性与家庭权力,女性与私领域,以及女性与性别本质等多个层次的问题.从社会性别角度解析"让妇女回家",表明其本质还在妇女解放.     

照料劳动与年龄困境:基于养老机构护理员的研究

当前,中国的机构养老服务从业者主要为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偏高,受教育程度较低,接受专业培训不足,被视为制约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本研究采用交织性分析的视角,把年龄这一维度带回性别和劳动研究。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当前照料行业的职业层级和年龄结构以及形成这一分化的社会文化逻辑,发现儿童照料的精细化和老年照料的贬值使得养老护理员成为行业中平均年龄最高、职业层级最低的群体;其次,采用传记性视角呈现护理员们的生命历程,通过考察她们在社会生产体制和社会再生产体制中的位置和轨迹,说明这群中老年女性是如何成为养老护理员的。年龄与性别、阶层、城乡等社会不平等体系的交织作用共同形塑了她们的社会境遇和职业选择。     

非农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性别分析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是我国非农化进程的重要特征.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性别转移顺序和劳动性别分工,可以发现这种性别差异是一种性别发展差距,而性别发展差距的实质是性别不平等的体现.这种性别发展差距危害农村妇女的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而且性别发展差距的存在有着直接的现实原因和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