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社会治理转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伴随着农村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回顾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历程,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一直难以形成良好互动,反而呈现此消彼长、力量互斥的局面。农村社会治理既不能仅依靠政府力量,使国家权力全方位强势渗透破坏农村的自主性,也不能让国家权力"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任由自治缓慢发展。应积极探索公共问题的协商机制和弹性治理形式,既保证国家对农村社会实现价值引领、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又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让其有充足自治空间,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善治。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社会治理研究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阐述了治理理论在三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和特征。以社会治理为例,指出其在创新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三大现实误区:理念误区、主体误区和制度误区,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对策。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演进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基于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的分析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尝试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应对这一危机的理性选择。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了社会国家化,相应的治理模式是全能型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应地,其治理模式则是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近年来,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影响相叠加,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并且越来越复杂,使得社会治理问题愈益凸显,服务型治理模式成为有效应对治理问题的新模式。     

国家与社会:马克思国家理论新解

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它的出现和存在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救世,提出了国家究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问题。而我国目前的现实是,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妥善处理好国家与经济关系的重大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理论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我国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变迁——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角度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国家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深化改革在新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各种模型,探讨了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国家与社会关系刍议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社会高度国家化。体制转换时期,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必然引起剧烈变动和重新调整 从国家与社会适度均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视角,来科学界定和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有益的。改革的思路必须超越放权让利局限,正确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就需要:创新政企关系,改变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职能和主体基础;发展社会中间组织,创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组织机构;提高国家的社会化水平,以社会约束国家。     

治理视野下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治理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体现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体现了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要解决这一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端,应该将界定国家限度的制度创新与构建公民社会的制度创新结合起来,运用治理理论重构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     

统治·管理·治理:公共行政核心理念的变迁

基于国家组织活动含义的公共行政已历经几千年的发展 ,其核心理念一度从统治转变为管理 ,最近三十年 ,又有从管理转变为治理的趋势。本文试对公共行政核心理念的变迁进行梳理 ,找出其变迁的动因 ,刻画三种核心理念指导下的公共行政的特征     

治理与善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的基石

由于国家与社会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所以历史上两者的关系常常是"零和博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如何克服局限性,使国家与社会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关系,合理界定各自的行施边界是莺要任务.治理与善治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确立起合作主义的政治框架,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的切入点.凸显了国家与公民社会正和博弈关系建立的可行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话语转换——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

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21世纪初"执政能力"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话语。聚焦执政能力建设,使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建设形成新的方向和实践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崭新部署谋划全局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治国理政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施政履职的实践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现实逻辑决定了治国理政能力新话语形成的思想逻辑。执政能力与治国理政能力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执政能力不等于治国理政能力。从执政能力到治国理政能力的话语转换,具有崭新的时代意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正是党中央治国理政能力展现的标志性成果。     

社会资本建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应避免滑向忽视甚至排斥政治国家作用的社会中心化的误区。政治国家在良好的正式制度中使信任从特殊价值走向普遍价值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个综合的社会资本建构模型应该是将国家和社会都纳入进来,在国家和社会的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国家干预的失效和社会的非自主性,既有自上而下的有效控制,又有自下而上的有力推动,真正实现上下的良性互动,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实现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有机统一。     

执政党执政有效性的多维透视及立体构建

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重要铱托，在政党主导现代化的进程中已成为最重要的合法性资源。其内涵从执政党建设的视角透视，包括价值、组织、制度、过程、结果五个层面。执政的有效性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体。因此，执政有效性的构建需具有立体性思维，努力做到执政党的自主化、执政基础的自治化、执政党整合功能的完备化、执政文化的科学化。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行动语境中的基层概念及其理解

理解“基层”,是科学展开基层治理的观念前提。从静态的结构语境来认知“基层”,偏离了这一概念的反身性特征。基层概念的行动语境,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行动语境中基层概念的语义,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界面：界面主体是既需要“对上负责”又需要“对下负责”的基层干部;界面实体是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效率性治理需求与多元渐进演变特征的公共事务;界面载体是兼具国家建构性与社会进化性的规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界面来理解基层概念,为科学认知基层干部、基层事务、基层规则,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理解基层主体、载体与实体的有机联系,需要从行动统合的视角来理解基层治理,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     

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及其原因

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非常态形式,是执政党结构严密和功能扩张的结果。它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在国家和社会能力虚弱的条件下,执政党权力扩张以至控制国家和社会从而三者结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或状态。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研究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研究为反思“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执政党、国家、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与革命社会是连续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思潮、革命经历和现代化危机共同推进了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形成。     

关于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理解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应该把握住这样两个基本点: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应该在法治的基本框架内展开,这是因为法治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保证;其次,构建和谐社会对法治建设又具有独特的价值,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既使我们认识到法治的重要性和完善法治的必要性。因此,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党的执政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加强党的执政伦理建设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政治保证,奠定道德基石和社会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针对目前执政伦理方面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在构建和谐社会视域中,应深刻把握党的执政理念的伦理意蕴,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牢固坚持党的执政制度的伦理取向,确立公平、正义的执政制度;切实培育党员干部的道德自觉,增强执政主体的道德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