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力 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公共文化服务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必备要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力不断提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但也存在着诸如公共文化建设合力不够、供给不足、制度不健全、人才匮乏等问题。加快公共文化供给改革,创新服务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力,更好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合作与共生: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创新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仅是国家实现共享发展的客观历史需求,还是国家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历史任务。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载体内容单一、可持续性不足、政策资源有限、参与程度不高、社会责任感薄弱是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主要障碍。在新一轮"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中,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必须形成一种以项目共建的反馈机制、协同共赢的长效机制、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效益共创的激励机制、责任共担的协同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共生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组织参与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     

社区文化空间重塑中治理逻辑的生成机制——以史家胡同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街区改造一直备受关注,而历史文化街区的遗留问题更多,利益相关方繁杂,协调难度更大。以北京市朝阳门街道史家胡同的更新改造实践为案例,梳理在文化空间的重塑中,多元主体在社区层面进行协同合作的具体方式,发现多元主体主要通过治理网络的建构及赋权,将物理空间转换成充满意义的公共空间,文化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最终通过文化建设推进了基层治理的转型。由此也表明,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引领作用,通过基层政府、文化精英和社区居民对文化生产的共同参与,强化文化认同,修补关系网络,最终演化为协同共治的持续动力,是一种对新型民主实践的有效探索。     

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行动逻辑和行为策略——基于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政策执行考察

进入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已然成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而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创建")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为平衡区域差距、发挥地方特色的战略制度安排。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考察"示范区创建"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和行为策略,发现政府部门在职能定位与组织利益、服务导向与政绩导向的权衡中表现出"重政绩、树典型、积极主导"的实践行为;社会组织在文化治理理念的引导下,基于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严重的现实考虑,为发挥职能纽带作用在创建工作中体现为"强依赖、弱整合、协同参与"的行为策略;普通民众的主体性缺失导致其处于"无参与、零反馈、被动受益"的状态。     

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理念演进、逻辑变迁、实践成效与发展方向

在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0年的历程中,从文化福利到文化权利再到文化治理的理念演进,推动了文化事业建设从文化统治到文化管理再到文化治理的逻辑和实践转型,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中国模式。经过40年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确立了公共文化服务经费和人员保障机制;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体系。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加快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性功能,在文化治理中促进社会和谐;以"文化+"理念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多维创新,促进经济文化社会互促共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国际化水平,在文化交流中增强文化自信。     

社区公益服务的体系整合与机制创新

社区公益服务标志着我国社区发展层级的提升,但仍呈现体系破碎、功能紊乱的状态。因此需要努力推进机制创新,统筹公办福利与民办公益两个体系的改革,在同一进程中解决行政化的问题与社会化的问题。借助治理理论提供的思考框架,可寻求一种融合多种制度体系、容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配置资源并且承担更大社会变革使命的社区公益服务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以多主体参与为轴心,以建构责任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市场"为要旨,以政府、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基层党组织的适应性调整为基础,以协商性参与、知识整合、体系开放、社会学习为纽带,可组建起一种社区公益服务的大格局。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深化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制度改革的思考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既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完善公共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第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国家治理功能。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社会保障治理自身体系的完善。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谋划社会保障治理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法治保障、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实施、社会广泛参与的社会保障治理体系。第二,深化社会服务供给体制改革,提升社会服务效率和公平性。一是改革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构建体现社会服务技术人员特点的薪酬制度;二是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购买制度,建立竞争性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三是积极发展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努力开创社会服务社会化的新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以“服务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

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导致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本原因。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以"服务三角"为宏观旨趣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操作策略是:按照农民需求强弱分类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协同的服务政策,建立"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服务网络,营造"跨界合作"的公共服务组织文化。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百年历程、成就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我国文艺事业大致经历了探索期、过渡转折的奠基期、改革发展的提升期和质量发展的成熟期4个阶段。100年来,文艺投入力度加大,创作质量显著提升,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文化治理体系迈向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历史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展望未来,中国文艺事业坚定"人民性"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准则;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勇挑文化自信的重担,积极融入全球文化;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当前,"治理"这个词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所谓"治理体系",是指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由政府主导、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过程,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包括保障公民权利、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执政能力这三个最重要的治理系统,本文只阐述政府公共行为系统;所谓"制度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制度文明的萌生、成长和成熟的现代化过程。     

组织创新与租值社会化——“新常态”下杭州公共资源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常态"下经济基础的结构性变化对高成本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而总地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以"租值"社会化来改善公共治理的思路。本文以浙江杭州依托本地资源推动组织建设作为案例,来分析公共资源治理的创新经验。即:以在地化的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再定价的增量租金收益为基础,动员多元社会群体参与公共治理,形成以社会再组织化为实质的组织创新,形成了多元社会主体有组织分享增量租值收益,以租值社会化形成良性公共治理机制,从而内部化处理了公共资源治理的外部性风险,借此推动了产业升级。     

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济南市槐荫区裕园社区为例

基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探讨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是增强党组织战斗力、确保社区治理正确方向必须研究的问题。选取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典型的裕园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通常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群团组织基层力量、专业社会工作团队、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党组织居于领导核心地位,主体间相互依存,由此构成社区内部治理体系。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机制作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力的制度保障,应该包括民主协商机制、信任机制、规则机制、志愿服务机制、文化宣传机制、激励机制等。     

商会、协会协同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以义乌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链接点的双重结构解体,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应对流动、异质化的公共社会治理,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开始形成.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功能,能够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拓展发展空间,促进社会和谐,切实满足非公经济人群政治和社会治理诉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激发社会和市场的活力,避免全方位"主管"或放任不管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提升商会、协会组织引领功能,健全异地商会组织建设和运行机制,增强其自身造血功能.     

社区联播:以技术推动协同治理的案例研究

社区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党委、政府服务群众及社会治理的基础场域。针对基层治理中的协同治理问题,北京市大兴区创设的社区联播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通过信息网络化传播促进居民知情、调动居民参与,为基层治理搭建起协同治理的纽带桥梁。文章对社区联播赋能社区治理的逻辑进行分析,并认为随着基层治理转型,信息传播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通过信息联通做好政策传播工作,以此促进居民参与,提升政社互动水平,推动基层以信息联通互动深入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期望建构与制度保障：欠发达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何以实现？——以C市公共文化服务购买为例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从资源依赖视角形成了资源充足地区更可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本共识,却无法解释为何在资源匮乏型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同样实现了合作。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以C市为样本,解码在资源不充足的条件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何以实现。研究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实现经历了缘起、破局、保障、蜕变四个阶段。基于实践分析,构建了“期望建构”与“制度保障”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期望建构是基于欠发达地区资源不足的现实考量,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隐性激励的逻辑,以关系激励、资源借用、目标激励等方式,给予社会组织更多发展机会,促进合作意愿的生成;另一方面,政府寄希望于制度保障来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并提升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政府通过显性激励的逻辑,以协议制定、长期规划、制度调适等方式,推动合作的实现。研究结论为理解欠发达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各地政府破除资源困境的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论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战略及实现路径

"有限"、"有效"和"有为"是行政体制改革时间光谱和知识图谱上的三个关键词.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新一轮的变轨与重塑周期,聚焦统筹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锚定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瞄准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时间光标沿着组织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的主线稳步推进,这不仅是行政资源优化配置与迭代升级的过程,也是行政改革目标体系、战略重点和改革路径重塑与再造的过程.其中,建设"有为政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指明了方向.为此,要以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和"社会有力"相融共进为基本目标,以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战略路径,以促进"跨界协同"作为战略重点,以深化集成改革作为基本策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